虎坊路甲十五号

    很多当年写过诗的人，一定还记得虎坊路甲十五号这个地址，甚至可以准确背出它的邮政编码，1OOO52。因为这里曾经是《诗刊》编辑部。曾经，天天有好几麻袋的诗稿被五十二支局的邮递员扔在院门口。

    这是一幢红砖楼，共有五个单元。一单元有五层楼，是《诗刊》编辑部；后四个单元是六层，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的干部宿舍。

    这幢楼建成于1983年。刚盖好那阵儿，有南边那群上世纪70年代兴建的旧灰楼比衬，颇有新贵之气。时过境迁，那片灰楼统统拆掉，拔地而起一大片簇新的商品楼，名字又雅，叫陶然北岸。这座红砖楼再怎么粉刷外墙、翻盖屋顶，也攀附不上时代的急促步伐，当即老态毕现。从此我管这座楼叫老楼。

    叫老楼，不光因为面儿上老了，楼的里子，也就是楼里住的人，也很老。

    这楼当年是作协和文联的所谓“高知楼”。两个中央直属单位的高级文艺干部，但又没有高到够住木樨地部长楼的，大多住在这里。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被组织从四面八方捞回北京，恢复党籍，恢复待遇，趁着落实政策的兴头，群情激奋，蜗居在团结湖、前三门、和平里等处的狭小住宅，点灯熬油，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活儿做得告一段落，新鲜劲儿也过去了，人心一时有点涣散，作协和文联就联手盖了这座楼，安抚一颗颗受了几十年创伤的心灵。那时的高级文艺干部，今天如果活着，早已是耄耋之年，所以说这楼的里子也很老。

    这块地皮，据说当年是特批给诗刊社的，批文的缘起，涉及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初，诗人臧克家等人为筹办《诗刊》给毛写信，得到毛倾情相助，还把自己的几首诗整理了，交《诗刊》发表。

    我十五岁随父母搬进甲十五号院，在那里住了十年，耳濡目染，攒下一些记忆，不过是些凡人琐事，特色在一个老字：老楼、老人。

    路 翎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得知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近年来少年写作被人追捧，好像二十岁出头的俊男靓女，能写长篇小说很了不起。其实，六十多年前，十七岁的路翎就已经写了《财主底儿女们》。后来书稿遭战火焚毁，又重写。1945年正式出版后，胡风曾作如此评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英雄相惜，可能也正因此，后来路翎成了所谓“胡风集团”的铁杆儿。上世纪50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党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刹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出现在门口。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制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他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一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发音方法奇特，乌里乌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到头来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联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老人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着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四百字一码的那种。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它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我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出极端的失望，完全颓了，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屈。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乌里乌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舒 群

    曾经有好多年，如果在傍晚，如果天气晴好，你碰巧路过虎坊路甲十五号，会在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看到一位老人，气定神闲地坐着，一般会披着件外套，屁股底下垫块硬纸板，头随着汽车流动的方向微微摆动。如果绕到他正面，你会看到一张刻满深深皱纹的脸庞，双眼深陷，神情严峻。

    他叫舒群，和萧红、萧军算一拨儿的，当年东北作家群里最仗义的一条汉子。萧红曾有一段时间被不良男人抛弃，是舒群伸出了挚友之手，无微不至。舒群早年参加过抗日义勇军上过战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做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到延安后，做过鲁艺的第三任文学系主任(前两任是周扬和何其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夕，曾给舒群写信，请他代为搜集“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反面的意见，要他“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以自己与毛的亲密接触为蓝本，以小说的形式描摹出薄薄一本《毛泽东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书中的主人公叫殳群；还记得那书里遣词造句喜欢用四字组词，读着像汉赋，好比他写：“中南海的门，大大开开。”挺逗的。

    在甲十五号院，论资排辈，舒群名列前茅。整个楼里只有他家占据了同在一层的两套单元。无论房屋间数还是总面积，远远超过了部长楼，不知他为什么选择了虎坊路而不是木樨地。

    我家刚搬进甲十五号不久，有一天妈妈单位每人发了五十斤大米。总务处的人帮着送到楼下，妈妈没力气扛上楼，就先寄存在一层舒群家。晚上我放学到家，妈妈让我去扛米。

    小阿姨开的门，舒群一家几口人正齐集客厅里吃晚饭。奇怪的是，迎着门的上座位置，一个老头儿披件黑油油的老棉袄，居然是蹲在木头椅子上进食。我进门前明明准备好要叫伯伯阿姨的，可见了这场景，一时竟没叫出口。依我本来的心理准备，要叫伯伯的这位是个大干部，可眼前这位太不像了。后来看到一些影视作品表现解放初期那些进城干部家里来老乡，一律土得掉渣儿，对，那就是舒群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故事》出版之后，舒群就少有新作发表了。他和几十年的老朋友丁玲联名当主编，筹办起曾经名噪一时的《中国》杂志。可在杂志最火的时候，他倒退居二线，又不见了身影。

    每天上楼下楼会经过他家，突然一天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七八寸长，三四寸宽，上边竖写了两行字：有重病人，请勿打扰。用的是枯墨。

    不过，这样的字条，可能更像老人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远离尘嚣，不问世事，静静安度晚年。老人的身体其实并无大碍，因为碰到好天气，还会看他拎张硬纸板，驼着背慢慢踱向院门口的马路牙子。坐到暮色四合，家人会来叫他回去吃饭。他应一声。当即起身。想来看汽车这种事，也是兴之所至，随时可以抽身而出，兴尽而返。

    我上大学期间住校，每个周末回家。有一次正要进院门，突然背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舒群正一边在屁股上拍打那张硬纸板上的灰土，一边向我招手。

    老人问：你在北师大念书?

    我说：是啊。

    老人问：你们学校可有好老师啊。

    我说：嗯。

    老人问：有个陆宗达先生，知道吗?

    我说：进校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古汉语讲座。

    老人一听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神情，感叹道：福气啊!

    我傻笑。

    老人又说：我有问题想请教陆先生，可是腿脚不方便，没办法登门拜访，能代我转封信给陆先生吗?

    我说：没问题。

    老人拍拍我说：你在这儿等会儿我。

    说完竟是带点小跑回了家。隔不一会儿，拿了一个信封出来交给我，说：一定啊，一定啊。

    当天晚上，我打开那封没有缄口的信，里边两张纸，一张上面写着七八个奇形怪状的汉字；另一张则是一通谦虚实诚的短简，大意是说，自己正在整理古代的话本小说，每天沉迷于故纸堆，遇有几个生僻字，查遍古今所有字辞典，均无所获，“恭请陆先生教我”。

    这比那次把他认成老农民更让我意外——在我印象中，舒群这一拨儿的作家，文学作品可能写得挺好，但是说到和古文啊、学问啊沾边的事，断无他们的份儿。万万没想到，老人闭门谢客，竟然在钻研一个古代的课题。

    我当时读中文系，专有一门课，就叫工具书使用法。课堂设在系里的工具书阅览室，里边从古到今所有和汉语有关的工具书，好几大书柜。我回学校后，并未直接去找陆先生，而是自己先跑到工具书阅览室，翻箱倒柜查了一溜够，希望能独立完成老人交给的任务，也好到老人面前显摆。结果是一个字没查到，还得去求陆先生。

    陆先生是黄侃的弟子，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他看完来信和那几个字后，当即走到书案前，没查任何字辞典，拿起纸笔开始写，每个字读什么音，如何释意，大致起源及用处是何……就像在解释“的、地、得”这样简单的字。只一刻钟的工夫，一张墨迹尚未干透的八行笺已经拿在我手中。

    下一个周末，我刚走到甲十五号院门口，就见舒群老人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我把陆先生的那张答卷递给他，他一边看一边点头，问我：陆先生查的什么书啊?我说人家什么都没查。老人抬头，眼睛瞪得老大。然后又埋头看，一边大声感叹道：学问哪!真有学问哪!真有学问哪!

    那之后每次逛书店，我都会留意舒群整理的话本小说是否出版，但是直至今日未见踪迹，到底出没出，也没去细打听。

    舒群逝于1989年，没隔多久，他的老伴儿夏青也离开人世，两人离世的日期挨得很近很近。听楼里人说，老太太是死于悲痛，因为两人感情笃深。

    老太太在我印象中，对人特别好，每次见到我都特别慈祥地笑，眼角全是深深的褶子，像一个农村家庭的老奶奶。直到她去世，我才听说，老太太是评剧艺术创始人张凤楼的女儿，年轻时候是评戏的一代名角儿，艺名叫小葡萄红。当时有个说法：听评戏，关内新凤霞，关外小葡萄红。

    （摘自《过得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