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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5日，时任行政院代院长的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在1930年9月、l932年8月、l944年12月三度代理行政院院长之后，宋子文终于登上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不过，宋氏恐怕没有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还不到两年，1947年3月1日，便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黄金风潮挂冠而去。
接收之乱——宋子文主政受挫
根据国民政府的体制，“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院长因此而居于行政中枢领导之关键位置。
此前，宋子文于1944年12月4日能够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实缘于当年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连遭败绩之后，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不满并进而累及实际主持行政院工作的副院长孔祥熙。实际上，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介石依靠的左膀右臂，但蒋似乎更信任比较“听话”的孔，而对比较自傲的宋则并不很放心。可是，当国内舆情因战局变化而责难政府之际，蒋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实际担负行政院责任的孔自然首当其冲，而自抗战开始后多数时间在办外交的宋，则因其实绩而被外界寄予期望，又避开了国内政治纠葛对其个人的牵扯，还对国民政府继续争取外援及战后经济重建有重要作用，故蒋用宋代孔势为自然。
就宋子文的长处主要在处理财政、金融、经济方面的问题。作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抗战结束前主要是处理外交问题，如签订中苏条约，而在战后则主要是处理接收与经济问题。
对抗战胜利的迅速到来，国民政府并未有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其时宋子文仍在苏联谈判中苏条约，并在签约后按预定计划前往美国和欧洲访问，直到1945年9月22日才回到重庆。此时，接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已暴露出各行其是、缺乏约束等诸般问题。
平心而论，接收中的混乱与舞弊状况，责任不能完全归之于宋子文。混乱与舞弊多发于接收之初，是国民政府对接收缺乏准备以及对接收官员缺乏约束的结果。但宋子文既为最高行政机关首长，自亦应为此承担其责任，他因为接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遭到社会各界以及舆论的批评责难亦可理解。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起初对接收中的问题亦缺乏必要的关注，及至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并未反求诸己，而是更多地责备下属，令宋子文“针对错误，妥拟方策，以图补救”。
经济重建——宋子文无能为力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宋子文兼任委员长。
对于战后接收的大量敌伪产业的处理，宋子文决定以平卖、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直接目的为以此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而间接目的亦有加强经济产业国营化的深远考虑，故战后接收的敌伪产业尤其是工业产业的相当部分被转移为国营产业。
对于宋子文而言，战后经济重建的困难尚在其次，更使他头疼的是，如何遏制日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及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l946年，法币发行额平均每月增加11％，物价指数平均每月上涨近17％，已接近于失控状态。政府财政已完全成为赤字财政，靠印钞票过日子。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后，在增收节支方面动了不少脑筋。增收方面，积极整理税收，增加货物税和进口货物税率，使税收有了较大增长。减支方面，他提出，“在战争结束以后，军费应积极减低”；“同时一切政费，凡于经济复员不是迫切需要的，也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极力撙节”。然而在这方面，宋子文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无力改变，因为国共内战不止，军费便不可能减少，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靠中央银行垫款，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
二中全会——宋子文备受批评
为全面检讨战后施政方针的利弊得失，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有鉴于接收中暴露的问题和对战后经济政策的异议，宋子文在此次全会备受攻击。
3月8 日，宋子文在二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通篇所谈内容几乎不涉政治，完全说的是“当前最紧要最严重的问题”——经济问题。对于宋子文的报告及其政策和实践，二中全会与会者在讨论中有激烈的批评，其中尤以陈立夫主导的党务系统为甚。在宋作政治报告前，即已对宋发起几近公开的批评。
宋子文报告之后，二中全会部分与会者更是不依不饶，对宋发起更猛烈的攻击。
面对与会者的批评和责难，宋子文在答询中做了一定的辩解。他首先表示：现在财政上是非常困难，这种事情不要说像我这样没有能力的感觉困难，恐怕其他的人办起来也感觉困难；至于说要免掉行政院院长的职，我第一个赞成；财政如此困难，我又没有发明摇钱树的才具，是难办得妥当。
虽然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受到批评责难，但他仍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并在蒋就此公开表态之后处境有所好转。而且由他主导的金融开放政策刚刚实行，经济形势尚未完全恶化，国民党内外对宋还有期待，蒋介石对宋也仍然表示信任，故宋子文还是渡过了此次难关。
黄金风潮——宋子文难免其责
宋子文战后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是他实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将法币汇率改为随市场供给而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
实行金融开放政策，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作后盾。为此，宋子文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定价格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汲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宋子文提出的金融开放政策在当时尚不失为稳定经济的途径之一。
宋子文之所以敢于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基本仰仗于战后国库库存黄金、美元和接收物资三大储备。1945年底，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达到其历来的最高峰，为85805万美元，其中黄金为568万盎司；苏浙皖区接收物资实物即有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棉花9.7万担，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住宅2424幢，办公大楼75幢，店铺283幢，各种船舶l603艘，各种车辆6229辆；l946年仅上海变卖的接收物资收入即达6698亿元。这样大量的外汇与物资储备，为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备的砝码，使宋一度对稳定物价有相当的信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还得到急于在战后进行对华资本扩张和货物输出的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在这一政策的制订和实行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金融开放政策能够顺利实行的前提，是市场预期心理的稳定，而这又需要政治的稳定。在战后国内政治前景不定、随后国共内战又起的情况下，市场对未来政治、经济前景的预期毫无把握，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便极易波动，引发投机，结果不仅不能平抑物价，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领头羊，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刺激、互为影响的恶性循环，最终连累整个经济大局。以后的事实表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宋子文施政期间最引起众人非议的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宋最初设想的成果，而且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索。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决定废止官价外汇汇率，由中央银行根据供求情形，随时调节。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以法币2020元兑l美元的价格买卖美元。与此相配合，中央银行每天以明配和暗售的方式在上海买卖黄金，控制市场走向。黄金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因为中央银行抛售数量甚大，尚可维持黄金外汇价格的基本平稳。但由于实行金融开放政策时，高估了法币与美元比价，导致外国商品大量进口，外贸入超严重，外汇市场售汇压力日渐增加。法币的持续疲软，加上游资作祟，又造成市场抛出法币换取黄金美元之风日甚，迫使中央银行于8月19日宣布，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调高为3350比1。与此同时，各色人等聚集于黄金市场，炒买炒卖，使黄金价格一路飙升，与外汇市场互相刺激与影响，很快就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1947年2月，上海黄金外汇市场价格暴涨，金价每条超过600万元，黑市美元兑法币比价突破l万元，较一年前上涨了4～5倍。此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已有大幅度下降，难以抵挡市场疯狂的抢购，10日不得不停止出售黄金，由此造成市场恐慌，物价大幅度上涨，上海物价指数超过l万倍，较一年前上涨了3倍，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金融开放政策事实上已难以为继。
自1947年2月11日起，蒋介石连续召见宋子文并主持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经济形势。宋子文虽也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但仍图最后一搏，他要求蒋核减预算，节约开支，以对金价釜底抽薪。这是正孜孜于前方对共军事行动的蒋所不可能接受的。2月13日，宋搬出美国顾问杨格见蒋，提出改变外汇汇率，继续抛售黄金的方案，被蒋认为“决难持久”，“期期以为不可”。蒋决定实行停售黄金、管制物价、禁用外币、取缔投机等一系列经济紧急措施。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自即日起禁止黄金、外币买卖及流通，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将法币与美元比价调高为l2000比1；严格管制物价；实行主要日用必需品对公教人员的定量定价配给制度。
黄金风潮的爆发，标志着宋子文以金融开放维持经济稳定政策的失败，其间不能说完全没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如指定交易金号所选非当)，但更多是在通货恶性膨胀、政治形势不稳、内战烽烟四起、政府信用下降状况下所致的必然结果。
经过实行近一年的金融开放政策，中央银行拥有的外汇储备约减少了45372万美元，黄金减少了约331万盎司，较原先的数量均减少了一半以上，但并非如当时外传之消耗殆尽。然而由于财政当局操作上的机密色彩，事发后又刻意封锁信息，使得黄金风潮的影响被人为扩大，加上传媒的渲染和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矛盾，结果导致了政府的改组。
挂冠而去——宋子文退出中枢
黄金风潮爆发，导致经济危机，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对国民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宋子文因而成为众矢之的。一向有“大炮”之称的立法委员傅斯年，连续发表政论，以极为尖锐的文辞，痛责宋的经济政策“不特不足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因此要挽救危机，“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傅文一出轰动朝野，成为倒宋潮中的重磅炮弹。2月1 3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主持院会，决定派何汉文等四委员前往上海彻查。在14日和l5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和立法院会议上，部分与会者又对宋发起猛烈攻击，要求其辞职下台。
对宋子文的处境更为不利的是国民党内对他的不满与攻击。国民党党务系统及其他派系早就对宋的经济政策不满，陈立夫曾多次当面指责宋经济政策之不当。1946年7月28日，蒋介石致电陈立夫，告其“以后对外不可再发表对于经济财政有关之言论，须知此时无论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担任财政与经济必无良效，只有增加党团之艰危，尤其是社会纷乱，敌党环攻之时，更不能自相攻讦，以加张敌方之力量也。”但陈似乎并未因此而噤口不言，仍“批评宋子文经济政策，一对生产紧缩则通货更膨胀，二对国产工业认为不足重轻，三国营不应赢利。”对行政院长职位有所期许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和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亦对宋不无批评。黄金风潮的爆发，为这些对宋不满的派系和个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本来，蒋介石对宋子文处理经济问题还是比较信任的，对金融开放政策及黄金、外汇买卖的具体情况也未多加过问，他更关心的是对共军事问题。但宋子文的政策最后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并引发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危机，激化了国民党的党内矛盾，使蒋介石颇为恼怒，决定换人。2月28日下午，蒋约宋谈话，告其明天立法院会议将对其大加攻击，是否不必出席。宋答以如不出席，必须辞职。蒋名为关心宋的处境，实则暗示宋提出辞职，但宋未予明确表示，谈话没有结果。当晚，蒋再约宋，告以不必出席为宜，宋谓只好辞职，蒋允之。由此观之，宋本未准备立即辞职，他的下台实为蒋的决定。
1947年3月1 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宣布政府改组，自兼行政院长。
宋子文辞职后，暂时隐居南京。此后，宋子文虽于4月18日出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9月13日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继续当选为中常委，但已基本退出国民党的中枢政治决策，他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曾经有过的政治影响似已在消退中。
（摘自《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版，定价：4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