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程十发
1977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早上7点多，一家人还没有起床,大哥是第一个起床的人，开门来到院中洗漱，只见一人站在院中，像是找人的模样，就问道：“您找谁?”来人问：“这是王大山家吗?”大哥回答说：“是啊!”赶忙回屋叫起父亲。
父亲出门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朋友程十发先生。当时他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为宾馆作画。
把程十发先生让到屋里后，父亲对程十发先生说：“您今天怎么来了?”程答曰：“今天是星期日，我休息，就到您这儿来了。”
父亲又说：“休息还起得这样早?”程十发笑着回答道：“我习惯了早起，五点就起床了，在钓鱼台里遛了一会儿，六点一开门就出来到您这儿了。”父亲恍然道：“那您一定早到了。”程十发说：“是呀!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我想早点来能多聊会儿，也能多画几张画。”
父亲见程十发先生有意在家中作画，就叫我赶紧磨墨。
程先生走到桌前准备作画，我们一家人则围在桌旁观看。只见程十发先生面对白纸沉思片刻，从笔筒中挑出一只笔开始作画。
这天上午在家中共画了两张大画，画完已接近中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几年流行画家自己画贺年片，父亲曾接到几位画家的这种自制贺年片，而且自己也绘制过贺年片。
家中保存着一张程十发先生1982年寄给父亲的贺年片，当时接到信，我争着打开来看，画面上是一个玩具“不倒翁”和两只水果。对于这两只水果，我们一家发生了争议，有的看像苹果，有的看像橘子，一时没有定论。正在这时，荣智健先生来到家中，看后认为应该是柿子，因为只有柿子可以和不倒翁联系起来寓意“世世不倒”。柿子是北方产的水果，程十发先生是上海人，可能接触得不多，画得实在有点不像。
我最后一次见到程十发先生是1991年的秋天，随父亲去上海出差，到程十发先生家去拜访程十发先生。父亲这次去程十发先生家是为了和程十发先生商谈在香港办展览的事情，父亲顺便为我求程十发先生画开册页。时隔二十多年，再次看程先生作画还和从前一样，谈笑间涂抹而就。
知音李可染
父亲1960年受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邀请，为筹建广东省博物馆进行文物征集工作。
1961年，李可染先生去广东从化温泉进行艺术创作。广东方面指派父亲陪同李可染先生。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和李可染先生吃住在一起，每天观看李可染先生作画。
父亲每次提到和李可染先生在广东从化的日子，必定会说起送画一事。
事情是这样的，1961年底，爷爷病故，父亲要回京为爷爷办理后事，临行前向李可染先生辞行。
李可染先生当时对父亲说：“你家遭遇如此大不幸，深表同情。我个人也没什么钱，我送你几张画，你拿到北京后卖了，为你父亲办理后事尽点力。”
父亲说这些画在当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些卖画的钱，爷爷的后事还不知道怎样办呢。这种大恩是要用一生来报答的。
父亲同李可染先生的关系以此为契机而展开，两人多年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有一次父亲从李可染先生家回来，带回来一件李可染先生的作品。这幅作品与李可染先生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用色都没有这样黑。
李可染先生创作这件作品时，父亲就在旁边站着，等到李可染先生认为已经画好了的时候，父亲建议说，还可以再加些墨使树阴更深些。
李可染先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把树叶又渲染了一遍，父亲说还可以再黑些，就这样，李可染先生一边拿笔渲染着，父亲一边“再黑”“再黑”地说着，直到两人都认为没有办法再加墨为止，于是就诞生了这么一件作品。
接下来又碰到了另一个问题：在哪里落款呢?
作品的左下角有片空地，但是如果在此处落款的话，就会把画面给堵死。
最后，李可染先生说，研浓墨，把款落在树叶上。就这样，他在画面的右上角用浓浓的墨汁写下了“可染”两字，又盖了两方印章。
父亲回家同我们一起观赏这件作品时，除了讲述以上的创作经过，还说了两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一、画面上尽管树阴非常浓郁，但是还留有两三点白点，这叫“气眼”，如果没有气眼的话，整个画面就被“闷”住了。二、这张画恐怕是李可染先生画得最黑的一张牛了，要是放在1974年、1975年批“黑画”的时候 ，一定要被批判的，一定会被认为是影射社会主义“暗无天日”。
当时正值夏天，看到这幅作品，确实感到丝丝的凉意。
李可染先生作画喜用厚纸、旧纸，父亲就利用一切机会帮助李可染先生找可心的老宣纸。李可染先生喜用硬笔作画，父亲就从日本找来特硬的“山马”笔。
父亲曾对我说过：画家有时没办法，要送人作品来办事或有朋友要应酬，就会画幅画儿送人。但有时画着画着感觉这幅作品不错，不想送了，想自己留起来，就说：“这幅画得不好，我给你重新画吧!”随手就团了，或撕了。因为宣纸的特性，团了的或撕了的是可以重新装裱起来的。
我家的一幅牛就是父亲从李可染家中捡的撕了的作品，父亲请人托裱了，一直保留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李可染先生的次子李庚曾亲口对我说：“现在能从我们家里拿出画来的，只有你爸。”
1989年12月，李可染先生不幸逝世，当时父亲正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飞回北京，一进家门，放下行李就直奔李可染先生家，带着悲痛的心情帮助家属料理后事。
与启功先生的三世之交
启功先生同我家的关系，用启功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三世之交。
解放前，爷爷在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小市”开了间字画铺“醉经堂”，启功先生经常光顾，一来二去，就比较熟悉了。启功先生年轻时学习非常刻苦，那种学习的劲头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像我爷爷那样勤奋的人也自愧不如。爷爷曾就此事和父亲说过：这个人将来不会长寿，因为他太用功了。
启功先生同父亲也有业务关系、私人关系往来。我是1985年以后，才随父亲去过启功先生家几次。
有一次，父亲在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时，有人持一本齐白石的山水册页来售，索港币20万。可能是由于久压箱底之故，画面雪白干净，就因为这个缘故，其他人都不看好。父亲说：这件东西不仅为真，而且是上品。他果断地让收藏家买了下来。
就是这样一本齐白石的精品山水册页，就因为太干净，所以有人怀疑。
趁启功先生到香港之际，收藏家拿出册页请启功先生鉴定。
启功先生说：“大山先生是齐白石作品的鉴定专家，他鉴定过，还假了不成?”
父亲说：“就是有人说假。”
启功先生说：“那我来给你题。”于是，启功先生在每开册页的对面各题诗一首，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对题册”的齐白石山水册页。这本册页在中贸圣佳2003年秋拍中以1661万元的高价拍出。
有一次，父亲搜集到一块旧的歙砚，砚虽不大，但质量上乘，平整的砚面上寒光点点，煞是惹人喜爱。父亲拿去请启功先生观赏，启功先生也是非常喜爱，提笔在砚上题诗一首：“一天星斗，高文脱手，大山用砚，启功书赞。”
一次随父亲到启功先生家，说起启功先生的书法，父亲说：“现在，大家都管你书法的字体叫做‘启体’。”启功先生答道：“什么‘启体’呀!是气体，噗!一口气，没了。”
父亲收藏有一幅“启功写坏了”的字。
启功先生对待自己的书法作品是严谨的，决不能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出去。
当启功先生认为自己写得不好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撕了或者团成一团(因为宣纸的特性，同样可以把它装裱得完好无瑕)，而是直接写上“启功写坏了”，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它流传出去，当然，也有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可是，这回启功先生旁边站着的是我父亲，父亲当即表示：这幅字我一定要收藏，先生的书法作品千千万，而上面写着“启功写坏了”的恐怕只此一件，非常有纪念意义。
启功先生拗不过，只得让父亲拿走了。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幸见到这样一件上面有“启功写坏了”墨迹的书法作品。
朱屺瞻先生的《水仙》手卷
父亲曾为我向朱屺瞻先生求过一幅《水仙》手卷。此手卷左下角的押角章盖了两次。同一枚印章为什么会盖两次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父亲求画时是自己带着宣纸去的，朱屺瞻先生画的时候并没有把整张纸画满，左边留了大约一尺的空白。我想朱屺瞻先生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构图的需要。 我拿到手卷后十分高兴，时常拿出来自己欣赏，本打算把这段白纸裁掉，但又觉有点可惜，应该利用这段纸做点什么，自己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放在了一边。
后来同父亲商量此事，想在后面题点字什么的，把这段白纸利用起来。
父亲说：题字都在前面，倒是可以请朱老写首诗或跋点什么。
1991年，父亲借出差到上海的机会拿出此手卷给朱老，希望朱老能在后面写点什么，把这段白纸利用起来。
朱老想了想说：“要题诗的话，后面这段纸短了点，这样吧，我用它补画些水仙吧!”
朱老利用这段纸又补画了几株水仙，重新盖了一次押角章。
后面这部分从用笔、设色到晕染，可以说和前面的一模一样，补得真可谓天衣无缝，看不出任何破绽。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此手卷画于1988年，当时朱老已经是九十七岁高龄了，而补画时已经是一百岁的世纪老人了。一位百岁老人能够把面补得如此天衣无缝，我们除了佩服，还能说什么呢?
我曾经有缘见过朱老，那是1991年秋天，父亲去上海为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征集书画家作品。我随父亲一同前往，照顾父亲。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屺瞻老先生，我们到朱老家时，朱老正在输液。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朱老病了，朱老的夫人陈瑞君女士介绍说：朱老已百岁了，最近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患感冒，现在每星期输次液，感觉挺不错的。
朱老见到我们从北京带去的桃子和葡萄时，很高兴地说：“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这样大的桃子。”
等朱老输完液，父亲向朱老介绍香港有很多收藏家都向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订购朱老的作品，父亲希望朱老能够支援一下荣宝斋，给荣宝斋一些作品。这次父亲从朱老处拿了三十多件作品，在包装作品时，朱老的夫人对父亲说：“朱老最近作画少了，毕竟是一百岁的人了，精力不如从前了，朱老的作品我们只给你们荣宝斋一家了，其他人就不给了。”
这次拜访朱老，父亲顺便为我求了一开册页。
过了两天去取册页的时候，朱老风趣地对我说：“你送我葡萄，我也送你葡萄。”我心里话说：“我那葡萄和您这葡萄怎么能比!”
见到如此精美的作品，我连忙表示感谢，朱老则说：“不客气!我和你父亲从小就认识。”告别了朱老，出来后，我问父亲：“朱老怎么说和您从小就认识?”父亲对我讲：“我五几年就和朱老相识，至今已四十多年了，朱老说从小就认识，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在内。”
叶浅予先生的《千岛湖诗情》册页
1975年叶浅予先生出狱后赋闲在家，当时，他在政治上尚未平反，工作上没有得到安置，经济上没有来源(1979年才补发了工资)。父亲得知叶先生出狱后就到叶先生家中去看他，还送去了笔、墨等书画用具，好让叶先生有基本材料进行艺术创作。要知道1975年的时候，我家也是一样的穷困，父亲一人工作，母亲在街道上帮忙，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记得当时父亲买了一块旧的干黄(福建寿山石)，上面是狮纽，父亲把纽锯掉，把印石一分为四。记得当时我对父亲说，锯了怪可惜的，父亲只是笑笑没说话。现在回想起来，分成四块可以分送四个人。我一直保留着当时锯下来的狮纽，雕工精湛，发细如丝，栩栩如生，应为乾隆时期的雕工。
叶浅予先生和父亲的关系相当深厚，下面这封信是叶浅予先生1989年从浙江回到北京后写给父亲的：
大山同志：
我从浙江回来了，很想见到你。前托重裱之画，以及加工的小砚，未知已成否?
最近如有朋友作伴，拟去琉璃厂看看，你有空请来大佛寺坐坐。你给我的那支红杆大笔很得用，顺告。
问好!
叶浅予
六月四日
父亲抽空去了一趟，那天聊到很晚才回家，叶先生把他这次回乡创作的一本《千岛湖诗情》册页送给了父亲。这本册页共十二开(不包括扉页)，内容是千岛湖及周边风景，是叶浅予先生少有的山水册页之一。
父亲同叶浅予先生不仅艺术上相知，生活上也是互相帮助。记得我以前看到过一封叶浅予先生请父亲帮忙找领导解决住房的信。父亲也曾拿着叶先生的申请，内容是希望能把孙女的户口迁到北京，以便于照顾他们两位老人，找首长给批示。
写到这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次，父亲去叶浅予先生家，叶先生送给父亲一张新疆人物画。
这张画很特别，是因为上面落有我父亲的上款。当时父亲拿回家，我们一同观看时，父亲说：“后世的鉴定家可能会认为这是张假画。为什么呢?因为叶浅予先生从不给人题上款，叶浅予先生的观点是：与其以后挖掉上款去卖，不如现在就不写。一省得他挖，二也为保持画面的完整。”
叶浅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豁达之人。
何海霞画的一组小屏风
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我家还在宣武门内抄手胡同的平房居住。当时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写作业，两位姐姐在练大字，屋里静悄悄，很安静。
这时，从院子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随着一声“大山”，推门进来一位老者，原来是何爷爷。我们赶忙起身，让座的让座，沏茶的沏茶。
当时何爷爷从西安刚回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家，离我家很近，常来我家找父亲聊天。何爷爷是来找我父亲商量事情，见父亲上班未回，就一边同我们聊天，一边等父亲回来。
他见我姐姐在练字，就拿起笔说道：“我们小时候练写字，先生要求很严，要先描出字的轮廓，再填满中间。”说着一边随手写出了几个隶书字的轮廓，然后再写出完整的字。
他又教我们画画，教我们怎样画树，怎样画山，并和我们谈起去陕北高原写生的经历，讲到高兴之处，竟唱起了“信天游”。
这时，我趁何爷爷高兴，求他老人家画一组小屏风。
何爷爷爽快地答应了。只见他不假思索，也不打草稿，选出一只狼毫笔先蘸上浓墨画出四幅画中最黑的部分如树和山石等，然后用笔蘸上水冲淡墨色，再补树石，最后再蘸上水，画出图中最淡的部分如小人。接着，用羊毫笔进行晕染上色。最后落款完成。
寥寥几笔，便把松树的挺拔、柳树的垂摆、大山的厚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四幅画每幅只有12厘米高，5厘米宽，在这样小的画面内表现这样大的场景，这样的深远意境，是这四幅画最高明之处。
这件作品恐怕是何老画的唯一的小屏风了。你想，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还有谁敢请何老这位成名已久的当时画坛的重量级人物画这儿戏一般的画?
不过，我的一位兄长是书画界有名的鉴赏家，见到这四幅作品也不无感慨地说：“何老被称为‘鬼才’，确有道理。”
（摘自《丹青品鉴录：王大山的鉴定人生》，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8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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