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
唐德刚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段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工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七十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地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以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司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调皮的学生给予了铜雕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l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地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造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了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课文，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地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混乱的时刻。l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杀、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倒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作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红星的签名，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聚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90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地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烦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视做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做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要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康有为、梁启超一代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人，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集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使报纸、杂志走向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做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4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上、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地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1919年5月4日，在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的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摘自《祖国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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