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课程既非心平气和，也不充满激情。所有的教科书作者以及很多教师都似乎没有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过去有些事或许值得付出强烈的感情乃至严肃的思考。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真正的情感，甚至也没有真正的自豪感。相反，在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却是个例外。
美国历史课在教学上特别疏忽有色人种的学生或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把历史讲得令有钱的白人男人“感觉良好”就必然令其他人“感觉不好”。我的一位学生在佛蒙特州斯旺顿镇——该镇有大量的美洲印第安人——做实习老师时注意到，在阿本乃吉族学生中，当讲到感恩节这一主题时，高5个年级的学生明显会更加心不在焉。在交谈中，学生会做出如下反应：“我的父亲告诉我关于那时的真相，他叫我不要听像你这样的白人渣滓的话!”然而，相比诸如“哥伦布节”，感恩节的问题应该说好得多。在整个一学年里，美国历史课在数千个小问题上使很多学生受到打击。与那位阿本乃吉族少年不同，大多数无产学生并不会有意识地反击，更不会反叛，只不过更巧妙地回避罢了。美国历史课伤害了学生的自我想象，降低了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美国格外优越”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在黑人学生心目中，美国历史就像通常所讲的那样，是“白色的”，是“有同化目的的”，因此，他们拒绝学习它。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研究表明，穷人家的学生与富人家的学生、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在历史课中的表现差异要比在其他科目中大。
历史学中“非洲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小亚瑟·施勒辛格把“非洲中心论”的历史贬斥为对黑人的“精神疗法”——一种旨在让非裔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单方面的错误尝试。不幸的是，我们教科书中的“欧洲中心论”也是对白人的精神疗法。由于像施勒辛格这样的历史学家不提“欧洲中心论”，他们就不会清白地加入这一讨论。诚然，针对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的教科书，未必就要去写单方面的“非洲中心论”的历史——非洲人发明了一切好的事物，白人发明了奴役与压迫。诚然，我们并不真的希望一代非裔美国人在反白人的“非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中长大；但是，的确，我们也不能让一代美国白人在洋洋自得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中长大。即便学生们没有从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学到多少历史知识，他们也会受到课本的倾向的影响。
美国历史课对有钱的白人孩子造成的影响，也是同样令人不安的。这一严重后果在我所谓的“越南试验”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整个越战期间，民意调查员们不停地问美国人是否希望撤回我们的军队。一开始，只有一批人支持撤军。到战争临近尾声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我们撤军了。
盖洛普、罗珀(Roper)、全美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NORC)及其他组织不仅就那场战争向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而且常常收集一些背景性数据。包括性别、教育、宗教，等等，因此，它能够发现，哪些人倾向于鹰派，哪些人倾向于鸽派。十多年来，我调查过千余名大学生和数百名其他人，问他们如果按教育程度划分，哪类成年人最支持越战。我让他们填表，以为会得到与盖洛普1971年1月关于越战的全国民调同样的结果。我告诉他们，到1971年1月，在国人的情绪中，鸽派占压倒性优势：73％的人支持撤军。
我后来要求受访者，假定他们填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请提出至少两个可信的推论，去解释这些结果。他们最普遍的回答是：
受过教育的人见识广泛，有批判精神，因此更有能力识别错误的信息，并得出结论，越战符合我们最大的的政治或道德利益。
受过教育的人更宽容。我们的战争行为包含着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因素，但受过教育的人较不可能接受这种偏见。
受教育较少的人从事较低级的职业，更有可能卷入与战争相关的产业，或者直接参军作战，因此，战争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这里没什么奇怪的。大多数人觉得，学校教育是好的事物，能使我们识别事实、重视证据并理性思考。
然而，事实完全不同。受过不同教育的人对越战的支持也各有不同。民调的实际结果：智商高的人越有可能错误地看待战争。
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会支持战争?当我的调查对象了解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鹰派时，他们马上就去编造新的解释。由于他们局限于这样一种论断——受过教育的人要比文化较低的人更有思想，心地也更为善良。他们的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文化较低的美国人反而是对的。有一种流行见解补充推论，由于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付出了真正的战争代价，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就“自然地”反对战争。这种解释貌似有理，因为它的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抵触，以及他们质朴的推理。但是，它把工人阶级的思维方式贬低为质朴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这等于否认文化较低的人会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样，这一论断将工人阶级的立场贬低为一种基于自利的反应——其实工人阶级的立场比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的立场更正确。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人性并非如此。研究表明，在各种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人中，都有人期盼战争，都有人支持越战，因为，人们对自己打算做的事情很少怀疑。那些参战或期待参战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要想改变自己注定要奔赴越南的命运，可不那么容易，但是，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认同。这里，“认知失调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入伍适龄青年会比年长的人更支持那场战争，为什么男人要比女人更支持那场战争。有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由于有儿子卷入了越南冲突常常也会构成一小部分越战的支持者，然而，这一小部分人是个例外，鸽派人士遍布文化较低的国人之中。
至此，读者们会急于知道，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反而更倾向于鹰派。有两个社会因素——每一个都与学校教育有关，都可以说明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美国人会支持越战。第一个因素可以用“忠诚”这个词来概括。受过较高教育的成年人更容易成功，收入也更高，这固然是因为，学校教育会带来好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父母的收入越高，子女就能得到越好的教育。何况，父母会直接向子女传递财富与教育。然而，在美国，成功人士通常并不认为自己仰仗父母的门第。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成就解释为由于自己的个性特质，因此，他们视美国为精英社会。他们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其他人也能有自己的一杯羹。受过较高教育的小康阶层倾向于认为，美国社会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融入社会，因此他们赞同社会的各种决策，感到自己参加了各种决策的形成。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及其决策有更多的认同感。这里，我们可以用“既得利益”这一术语来形容这种现象，但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利益与需求——我们需要承认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仅是承认经济上的自利。在这个意义上，受过较好教育的成功人士的一个既得利益就是，相信这个为自己带来教育与成功的社会是公正的。结果，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居于前三分之一的那些人，很可能表现出对社会的忠诚，而那些居于后三分之一的人则更可能成为社会的批评者。
另外一个导致受过较高教育的成年人更支持越战的因素可以用“社会化”这个醒目的术语来概括。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学校是社会主要的社会化机构。社会化主要还不是一种认同。不是我们被说服不要随地大小便，而是我们不应该那样做。即便没有哪位权威人物藏在背后逼着我们那么做，我们也会“内化”并遵循这一规则。学校在社会化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至少在中学如此，而在大学，这种作用也几乎不会消失。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告诉人们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并要求人们身体力行。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导致学生单纯地去接受社会的善的一面。美国历史教科书公开告诉我们应该为美国感到骄傲。学校教育越强大，社会化也就越强，个人就越有可能认为美国是好的。
忠诚与社会化都导致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相信美国所做的都是对的。公众舆论调查说明，很多结论都是未经思考得出的。在1966年晚春，就在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河内和海防港前，支持与反对轰炸这些目标的美国人各占一半。但轰炸开始后。85％的人支持那场轰炸，只有15％的人反对。这一突然的转变是政府做出轰炸决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当决策向反方向转变时，忠诚与社会化也随之发挥作用。1968年，战争热情逐渐降温，但是，反对停止轰炸的人仍有51％，这部分就是因为美国仍在轰炸北越。一个月后，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轰炸，这时，71％的人支持停止轰炸。这样一来，有约23％的人在一个月之内随着政府决策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种思想随着政府决策的摇摆性，在人们关于很多问题——从我们的太空计划到环境政策——的态度上都有所反映，也证明了所谓“沉默的多数”是一群不爱思考的多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这些“墙头草”们中为数不少。
一些人提出，越战是个特例。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认为，它是一场共和党人的战争，而共和党人的平均教育程度要比民主党人高，这才是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容易成为鹰派的原因。这种看法在几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相比我们历史上的其他战争，越战更是一场两党联手的战争。约翰·肯尼迪是民主党人，他派出了第一批士兵；林登·约翰逊是民主党人，他派出了最多的一批士兵。其次，当民主党政府发动那场战争时，受过较高教育的美国人比受过较低教育的人更支持战争。最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支持战争这方面的例子不只是越战，皮尤信托基金会关于伊拉克战争所做的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比如，2004年8月，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支持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时间要“长得足以带来稳定”，而61％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则支持“尽快撤军”。
为什么在记忆或推断谁反对越战这个问题上，我的调查对象会犯如此错误?一个原因是，美国人愿意相信，学校教育是一个好东西。大多数美国人自然地倾向于把受过教育与见多识广或者性情宽容等同起来。传统的社会课与美国历史课的承担者们紧抓这一信念不放，以证明自己的事业的合理性。同时还声称，历史课能够带来更多的开明公民。在我的“越南试验”的那些答卷中，一些人硬说这种试验只对越战有效，或者，它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担心自己不得不走上战场。这些人实际上仍是在维护自己的信条——教育能使人聪明。但我的这项“越南试验”表明，相反的观点更可能是正确的。
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这种不思考的现象最易出现。皮尤研究中心发现，62％的共和党人同意如下说法：“今天的穷人活得轻松，因为他们可以从政府受益，但又无需任何回报。”27％的民主党人也同意此观点。
这些现象只会发生在那些既没与穷人交谈，也不考虑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却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人身上。
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容易不假思索地得出这一孤陋寡闻的结论。
在其他课程的学习中，教育并没有这种影响。数学课上得多的人就比上得少的人对数学更精通。英语、外语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学科，也都如此。唯独在历史课程中，课上得越多，人反而越愚蠢。为什么受过教育的人常常对这个社会提出特别荒谬的推论呢?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利益。上层以及中上层社会的人醉心于这样一种社会观——要重视学校教育，使之成为解决不宽容、贫困乃至战争问题的途径，并且指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会对越战看得更加透彻。
而且，对教育的高估还会助长我们所称的“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得人们对一个标榜机会均等或者说致力于机会均等的社会保持淳朴的想象，学生们认为存在着机会均等。正是从这一点上，他们谴责未受教育的人活该贫穷，就像我的那些受访者会谴责这些人在越战问题上倾向鹰派一样。那些不穷的美国人发现，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令人惬意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可以让人把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解释为个人一步步奋斗的结果。这使他们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哪怕是一丝骄傲，而不会感到羞愧。把成功归因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会威胁到他们的那些美好感受。他们认为自己在教育上的成就与事业上的成功来自于雄心加努力，即认为自己的特权是靠奋斗得来的。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工人阶级与下层人民也接受关于社会与学校教育的这种主导性的伦理观。通常，那些从事没有出路的工作的工人阶级会抱怨自己，认为关键问题是自己以前在学校就不优秀，觉得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低人一等。
（摘自《老师的谎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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