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切尼先生曾经在复旦大学做过一场演讲，具体内容我早已忘记，但却记住了其中一个说法，那就是开始富起来的中国人应该过上自由且更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仅靠物质享受本身无法满足人类心目中最深最强的追求”。这个演讲已经过去3年了，但每次想到这里我都有些惶惑：我敢说自己的生活是有尊严的吗？
这么多年来，与所谓的“窗口行业”打交道一直是我所畏惧的事情。春运期间的交通不说也罢，那时候就连脏乱不堪的座位下面都是人人争抢的“黄金地段”，可以横七竖八地钻进去好几条汉子。此情此景，谁要是冒昧提到“尊严”这个词，人家要不认为他脑子有毛病才怪。即便平时挤公交，司机和售票员要是没有粗声大气吆喝你“往里挤”或者不耐烦地催促你“快下快下”，那就足够你感恩戴德了。本人就多次见识过司机如此这般给乘客上课： “嫌挤?嫌挤你打的啊，坐什么公交车!”
然而打的就稳妥了么?那的哥有旁若无人吸烟的，有唾沫四溅和别人打电话的，有唠唠叨叨责怪走的路线影响了生意的，最尴尬的是的哥们在对讲机中言语粗鲁地相互骂娘，甚至完全不顾忌旁边还坐着女性。
在医院，你夹在一大队人马中等待那个漫不经心的护士叫你的号，要是你胆敢多嘴问点什么，人家马上就会给你看卫生球眼珠，哪怕你是一个足可以做她爷爷奶奶的白发老人。倘若你不幸而为毫无见识的“土包子”，人家恐怕还会额外奉送你几分鄙夷。
在机场，安检人员一边和旁人谈笑风生，一边用仪器在你身上胡乱而粗鲁地乱探乱戳，你还得老老实实忍着，因为一不小心很可能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在超市，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保安就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搜身检查。
去机关盖章的话，如果没有陪尽笑脸并且一次就搞定了，那绝对是你最好的运气，足可以去买福利彩票。
你是个接受了资助的贫困学子，那么就必须配合人家的企业宣传；你如果属于被“送温暖”的弱势群体，那么就应该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得感恩戴德；如果你蒙冤多年而终于昭雪，那更是要用磕头下跪才能衬托“有关部门”的执政为民。
你是个沿街叫卖的小贩，那么就要时刻提防被城管掀了摊子；你是踩三轮的，就只能在小巷子里躲躲闪闪地走以免“影响城市形象”；你要是民工，一年到头的工钱很可能还要靠铤而走险的“跳楼秀”才能讨得。
即便你职业“主流”行为端正好好生生规规矩矩地在马路上走着，也会突然从后面传来吆喝猪狗一般的高音喇叭：“靠边靠边!快点快点!”原来是来了鸣锣开道的警车。
市井中如此，高校里是否就文明了呢?我在大学已经教书7年，迄今没有去图书馆办借书证。因为以我做学生时候的经验，避免和那里的办事员吵起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永远不要去看那一张张冷若冰霜的脸。有一校为了迎接评估，曾经传出一种说法：老师们需要在各院系门口排队迎接评估专家们的光临，即便正在上课，也要立马停下来致以敬意。那一刻，我真惋惜当初为什么要废除下跪请安的传统，那样的话我们的敬意岂不可以表达得更为完整和虔诚?
就我所知，多少为人师表者在评职称、发论文、跑课题、弄学位的过程中无不殚精竭虑、四处作揖，别说什么“师道尊严”，简直就是斯文扫地!你要想端着“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那么就只能等着历受九九八十一难罢。
有朋友嘲讽我说：“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会想到所谓的尊严问题，人家忙着讨生活的老百姓哪里有时间去顾及这些，人家早就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至于高官大员们，出行有司机专车，坐飞机有绿色通道，看病有高干病房，办事有秘书随从，又哪里会想到芸芸众生的内心里也有着对每个生活细节的尊严渴求呢?”
问题是，如果不是每个公民都能完整享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话，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共享”和“和谐社会”的达成又从何谈起呢?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拥有的尊严从来不是现代理念上的公民尊严，而只能是贵族老爷式的特权的延续。
看浙江卫视的特别节目《中国大使》，其中驻法国大使赵进军无意中讲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中法建交40周年纪念日时，胡锦涛主席应邀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心发表演讲，这将是第一个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心发表演讲的亚洲国家元首，可想而知这是多么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头天晚上，赵进军对法国的议长提出去国民议会中心打个前站，实地看看演讲的场地。谁知道议长居然爱莫能助，原因是已经是下班时间，管钥匙的人早回家了。
事涉如此重大的外事活动，堂堂一个议长，居然没有想到将那个微不足道的“管钥匙的”人唤来。在我看来只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议长充分尊重下属哪怕是一个“管钥匙的人”的正常休息时间；第二，议长自己很知趣，不敢去“管钥匙的人”那里碰钉子。我随后请教有过法国留学背景的朋友，得知基本上是后一种情况。他说：“欧洲人普遍很看重属于个人的时间，别说议长，就是总统都不可能随便使唤得了一个雇员。”也就是说，议长没命令“管钥匙的”立马过来，并不是因为议长“体贴下属”、“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实在是因为在工作时间之外他没有再去支派人家的权力。就算他想这样做，人家雇员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巴结领导的好机会，相反只会觉得这领导是搭错了神经。那么，难道雇员就不怕上司找借口炒掉自己吗?答案很简单，在有着严格《劳工法》保护的法国，没有一个上司敢无缘无故炒下属的鱿鱼，除非他不在乎官司缠身。
以前还看过一个中国记者在丹麦的经历，令他感到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尽管老板的秘书等人就在旁边忙活，但没有一个人过来给老板的客人倒水什么的，每次都是老板自己扭动着肥胖的身子亲自为客人拿这拿那。记者于是问老板怎么不叫自己的雇员给客人倒水，老板瞪大着眼睛说：“哦，我要是敢叫他们为我做这个，那他们肯定会将水倒在我的脑门上的!”因为在雇员们看来，这些来人都是老板自己的客人，与他们的工作内容毫不相关。
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在我们的职场文化背景下当然是匪夷所思的。抛开病态的人身依附的职场潜规则不谈，抛开媚上欺下的国民奴性根蒂不谈，单以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说，为尊者和长者做一些必要的礼让与牺牲，也是应该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警惕，我们会本能地想到：在这种目无领导尊长和“国家形象”的职业文化氛围下，肯定会孕育出另外一些弊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一个同事的姐姐在法国开酒吧做老板，不但不敢训斥员工，就算正常的管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店里有个员工因为离婚导致性情变坏，动不动就要求请假，身为老板的她就毫无办法。因为根据该国法律，被解聘的员工两年内发生生活上的变故都可以起诉老板，可以将变故归结为解聘带来的压力所致。也正因此，在国内颐指气使做惯了“上帝”的官员大款普遍感觉西方国家的服务生对自己“不够恭敬”，甚至怀疑人家是有意怠慢中国人。这样一来，是不是影响了“国际友谊”、“旅游形象”等也还真不好说。
但是在法国这个诞生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国度里，为了捍卫弥足珍贵的个人尊严，它需要为一些“负面影响”承担必要的社会代价，包括容忍可能请假过多的离婚员工、对官员大款“不够恭敬”的服务生，也包括那个无法让议长召之即来的“管钥匙的”。一个强大的现代文明的国度不可能由一群感恩戴德的“臣民”和“子民”构成，换一句话说，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有尊严的民族和国家，其实就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平民是否拥有尊严。
（摘自《下跪的舌头》，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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