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为《一个贫困县女检察长和她的名车》的帖子曝光：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县女检察长座驾是辆途锐。但这位女检察长回答：豪车是朋友的，牌照是临时的，帖子是诽谤的。阿荣旗纪委调查后认定，此举报为“网络诽谤”。《人民日报》的一则评论怒斥：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含义，就是官员必须容忍公民未必总是准确的批评。希望司法部门能厘清“举报”与“诬告”的界限，呵护公民网络举报的热情和信心。
虎年春晚导演金越说要创新，但还是离不开赵本山。这到底是春晚的无能，还是我们丧失了寻找新快乐的勇气和自信?即便梅兰芳在世，也没有必要让他年年上春晚。著名娱评人刘学平在博客中说，赵本山是春晚革新的最大绊脚石。
反映民情的顺口溜被称为“民意富矿”，它是底层老百姓郁积于胸的酸甜苦辣的高度凝缩再现，成为中国现实的折射。一则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现状的顺口溜说：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
五名泰国拳王向中国武术界发出挑战，声称要秒杀中国任何对手，还向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发出对打挑战。对此，少林寺以不合“武德”为由拒绝应战。少林寺的“软弱”表现让网友怒火万丈，大肆围剿，然而少林寺仍然不为所动。对此，菲律宾《世界日报》刊文说，少林寺已“今非昔比”。过去的少林寺是闭门修炼之所，如今开放，门票就得人民币一百，还有冠上“少林寺”名号的各类物品，更是大赚特赚。谁要没经许可“盗用”了“少林寺”之名，少林寺必追到底。现在的少林寺，已失去往昔的“禅”味。试想，在这样的氛围里，还指望培养出什么具有真正功夫的高手?即使有，也不敢出面应战外人。一旦失手，岂不砸了“少林武功天下第一”的招牌?
一新个案表明：三聚氰胺的影响，不仅仅只意味着导致结石后果。此外，即便是食用符合国家新标准的奶粉，即“每公斤一毫克三聚氰胺”含量以下的奶粉，孩子也可能患上结石的后果，三聚氰胺既然是有毒的物质，国家为什么还允许它出现在奶粉与有牛奶成分的食品中呢?
“热爱集体，乐于奉献，思维敏捷，勤于钻研……”北京某中学校长给三名北大实名推荐保送生的三段评语就像无性繁殖的草履虫：集体总是热爱的，奉献总是乐于的，思维总是敏捷的，素质总是突出的，认同总是高度的，这里完全看不到被推荐者的个性与才能。或有人说，推荐语就是走过场，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不然。在西方教育体系里，推荐语极其重要，它不但是推荐者对实名推荐制一种严肃的责任担当，更是导师对所推荐者的一份洋溢理性与温情的剖析、赞成与建言。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教育评价体系，而个性和才能在此种评价体系中则能得到最大善意的对待。某种程度上，推荐语是对玉璞的有力琢磨，是让千里马自围栏中脱缰而出。
宿州市纪委书记史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专家咨询制度，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减少“长官意志”、改善和提高决策的质量。中国青年报就此评论认为，一些地方领导“长官意志”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见专家化。所谓的科学决策，只是习惯于让专家意见按照自己的思维走。说穿了，那些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只不过是为个人决策铺路搭桥，合意则顺手采用，否则弃而不问。而“长官意志”盖过专家意见，首先不排除一些专家本身立场的摇摆不定——有的专家受利益集团驱使，所谓建言本来就偏离了学术底线。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曾指出，房地产界“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或通过“重金”让一些专家和媒体为其制造舆论。有的专家臣服于各种外在压力，讨巧卖乖、见风使舵，甚至怀揣着领导意见帮忙制造依据。还有少数个别专家本来学业不精，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心只为权力的形象工程服务。
检查团未到，惊天动地；检查团来到，铺天盖地；检查团来后，花天酒地；检查团走后，威信扫地。有报纸刊文建议：废除全国文明卫生城市大检查活动。这不禁使人想起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校门附近的空地上违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卖豆浆、钟表的小商贩在这里营业。有人主张拆除这些建筑，可是傅校长认为这些人靠小本生意养家 口，没必要为难人家。中国有此先贤，何其幸哉!
房价越高，对内需拉动的破坏性就越大。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62％强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可世界平均消费率却高达78％～79％。高房价将民间财富洗劫一空，严重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
《半月谈》记者在山东等地采访发现，土地出让收入已经普遍成为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缺口的一个重要财源，在许多地方，房地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GDP上升的重要支柱。表面上看，房地产繁荣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然而以土地换取GDP的暂时增长完全是短视的行为。由于土地要素是稀缺资源，房地产总体而言是个不可持续的行业。房地产拉动地方GDP增长与财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其危害无异于饮鸩止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将试点。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由于享有国家拨款，目前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与机关公务员挂钩，一旦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那么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肯定会下降。有网友发帖称：说的是“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但措施却是仅“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机关”呢?特权独享?改革设计者总是不愿从自我改起。也有网友直言：首先应该是公务员群体带头改革，与企业并轨，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先作表率。事业单位人员叹息道：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一夜回到10年前。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对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返乡农民工调查后指出，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站在现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对农民的收入及消费能力，进行实事求是地调查，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才能达到“保增长”的目的，否则，“内需”是拉动了，但我们特别是农民却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刚刚富裕起来的人们似乎才对那些“穷病”有了免疫，却逐渐掉入“富贵病”的泥潭里。中华预防医学会发布消息称，过去十年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生命安全的主要杀手。统计显示，经医生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总数增加了14.3％。其中，糖尿病增加了305％，高血压增加了176％，脑血管疾病增加106％，冠心病增加了63％，恶性肿瘤增加60％。而这些慢性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引起的。因此提高人们健康意识，保持良好行为，科学地享受生活，才是预防各种疾病的根本。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熊剑在博客中写道：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让股改制造的巨量“大小非”横遭劫掠，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还有严重脱离国情和消费能力的房价，吞噬民众可怜财富。他认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所以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是因为在积累财富后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反而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
全国两会接近尾声，刘翔抵达北京，出现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这是刘翔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两年以来，首次出现在“两会”的驻地。在被问到会有什么提案时，刘翔强调说，“我只能慢慢去多听。”光明网一则评论的标题是：“刘翔”来了“政协委员”没来。
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去职，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上级组织部已经物色了很多人选，但无人愿意到临汾任职。有网友感叹：当今中国，有人不愿意当农民，有人不愿意当工人，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当市委书记呢?假如真有这种咄咄怪事，也只能说明和市委书记级别相当的党员干部，不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去那里冒险。东北网则认为，推辞临汾就任很可悲，悲哀就悲哀在官员队伍自身很畸形；部门无可奈何很可怕，可怕就可怕在制度的苍白和机制的无力。个个想当“太平官”，不“太平”的地方推辞不去。不然，中国何来那些跑官、要官者?
当今世界，每6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中国稀土占据着众多的世界第一，但我国稀土却存在无序开发现象，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从我国进口了大量廉价稀土作为自己的战略储备。以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起家的日本和韩国由于其自身资源短缺，对稀土的依赖不言而喻。中国出口量的近70％都去了这两个国家。至于稀土储量世界第二的美国，早早便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钼的生产也已停止，转而每年从我国大量进口。除了购买，还通过投资等方式规避中国法律，参与稀土开发。而我国宝贵的稀土资源则由于无序竞争，竞相压价出口，产量变得日趋减少。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估计，“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就会成为稀土小国或者是无稀土的国家。”
针对北京市卫生局提出“小病进社区，大病(转诊)去医院”的口号。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出质疑：“什么是小病?什么是大病?拔牙也可能出人命的。这些医疗系统内部都很难规范、明确的东西，不可能以强制手段施行，百姓也不认可。”2009年的北京医改不再要求小病进社区。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称改革关键是建立从社区卫生站到三甲大医院相同的疾病诊断标准，“解放”并拓展北京现有的优势医疗资源，“按患者的病情需求配给相应级别医生和适宜的医疗资源”。之前以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大医院专家对口支援社区的方法将取消。
不管说对还是说错话，茅于轼已经是内地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比如他谈到为什么要“帮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茅于轼说，帮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因为要挨骂，而替富人办事很多，因为会有好处；而帮穷人说话很多，因为太容易了，但帮穷人做事的很少，因为太麻烦。所以，“只有鱼才成群结队，经济学家应该特立独行”。
北京广渠路15号地以40.6亿元成交价刷新了北京市土地出让以来总价最高的纪录。仅过几个月，北京顺义区后沙峪镇天竺地块以总价50.5亿元再一次刷新了纪录。业内人士认为：高地价可能还会引起三个后果：一、高地价推动高房价，高房价诱发高地价。二、人民群众对高房价已经高度不满，房地产真的变成了富人的游戏，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三、地方财政对土地收益和高房价下房地产交易税费的过度依赖，刺激政府养成“快卖地、多卖地、卖好地”的利益冲动。
有网友发帖曝出都市白领10种“短命”的工作方式：极度缺乏体育锻炼、有病不求医、缺乏主动体检、不吃早餐、与家人缺少交流、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中、常坐不动、不能保证睡眠时间、面对电脑过久、三餐饮食无规律。
《南方都市报》刊文指出，“被代表、被失踪、被自愿、被就业、被自杀、被开心、被小康……此种语法看似荒谬，却也恰恰以此嘲弄了‘被时代’的荒谬。说‘被时代’确乎有些夸张，但‘被××’确实成了一种现象，透着弱者的委屈与无奈。如果权力继续不受监督、横行无忌，如果公器异化成打压弱者的利器，那么还将会冒出更多的‘被’字词，来为这个时代命名。”“被××”实质上描述的是一种弱势权利受强势权力任意玩弄的不自由状态。
遥想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批的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改革洪流之中，那时人们管这种现象叫“下海”，管这种行为叫打破“铁饭碗”。万类霜天竞自由，那是一种怎样激动人心的情景!但仅仅三十多年后，就出现了180度大转弯。69∶1，约104万人报名参考2009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报名最火热的岗位不外乎税务、国土、工商、公安和海关等。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曾经作为一个时代骄傲的改革精神的沦落。
（摘自《关于2009》，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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