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一个报界“狠人”

“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

    成舍我大难不死，深知自己在京城随时仍有生命之虞，必须出去避避风头，韬光养晦一时，才是办法。于是把报馆的事托付给老友吴范寰管理，继续出刊，自己则在1927年春上去南京，寻找新的出路。

    他要在南京创办新报的想法，与国民党大老李石曾不谋而合，于是遂由李出面张罗，合办一份四开小型报，命名为《民生报》。报纸首刊选在4月18日，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同一天。这一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党员必须重新登记，成舍我以“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不往登记，自动放弃党籍”，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此选择，当然是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和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他后来敢于和国民党进行抗争，这也是一个盾牌。

    报馆房屋与成舍我的住宅联在一起，简陋局促。成舍我自任社长，请来了他在北大的同学周邦式任经理一职，编辑部骨干力量也多是《世界日报》的旧人。由于当时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仍在同军阀孙传芳作战，孙的部队还一度夺取南京城，政局不稳，人心惶惶，成舍我对这份事业并没有多大信心：

    《民生报》刚开始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因为几乎每天都在打仗，很危险。差点儿就办不下去，后来硬挺，总算撑住了。

    报纸出刊后，因特立独行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在报道新闻的理念上，成舍我也有自己的主见，认为小型报要与大报竞争，重要新闻不但不能比大报少，而且每天更要有一两条大报所无的消息或特讯，目的在于培养读者对本报的信心。为此，他花许多精力与达官贵人周旋，探求政界内幕，多次得到独家新闻，并引起轰动。加上《民生报》对时事的批评也十分精辟尖锐，因而深得读者欢迎。报纸初创时发行三千份，一年后就发行到一万五千份，几年后，更创下日发行达三万份的纪录，超过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销量。

    此种蒸蒸日上势头，令成舍我信心大增。但到了1934年5月，一场意料不到的变故击碎了他的梦，《民生报》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事情是由一篇报道引起的，当时的总编辑张友鸾还记得：“……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住宅小洋房；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来计划一倍以上。我曾听说彭和成(舍我)是亲戚，有些踌躇，拿着稿子去问他，他却说：‘既然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刊登!’”此新闻发表后，《民生报》并没有罢休，围绕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连连报道，行政院屡次提出警告，徒然无效。成舍我行使“话语权”，竟连国府要人兼自己的亲戚都不放过，这种行为 ，令不少同行觉得其大节可仰，但也让当事人感到“不寒而栗”。很快，这个事件产生了边际效应，《民生报》又刊登了一篇“最有趣味性的特写报道”，惹到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头上：

    某日汪院长亲自主持一项重要会议，当与会人员到齐时，而院长不知去向，把秘书人员急得团团转，但遍找无着，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有人发现院长被关在厕所里，因新厦所有门锁，按照规定均为外国进口的高级弹簧锁，而实际所用的，则均为赝品，使用效果甚差。汪因在会前入厕小解，厕门自动上锁，而事后就开不开门了，虽敲门呼救，并未被人发现，汪只有忍耐一时了。

    汪精卫被困厕所的新闻，无形中证实了彭学沛贪污舞弊有据，很快成为谈资，为人们所乐道。汪为此发怒，立即召彭学沛责问，彭无言以对，遂提出辞呈。消息被《民生报》得知后，仍穷追不舍，在头条位置，以“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为标题，刊登出来，使得汪精卫更加光火，认为这是对他的重大冒犯，于是以《民生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名，罚令停刊三天。但是成舍我不服，在《民生报》复刊时又登载社论，说明被罚经过，质问行政院，并声言将依法抗争。一场轩然大波由此引起。

    在汪精卫授意下，彭学沛向首都地方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罪。开庭那天，旁听者甚众，喝彩声不断，成舍我亲自上庭答辩，言辞滔滔，驳斥彭学沛的指控，南京各报也一哄而上，把这件案子炒得沸沸扬扬，成舍我的名字在宁沪一带叫得愈加响亮了。不久，《中央日报》程沧波、中央通讯社萧同兹等新闻同人从中调停，要《民生报》登一个更正声明，彭学沛亦愿撤回诉讼；但成舍我因事实俱在，为了报社信誉，坚决不干，彭为避免事态扩大，不得已撤回控诉，此案也就不了了之。成的精明加执著，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次胜利，成舍我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掩心中得意，他对报人职业的体察，更令人钦佩感慨：

    那时候年轻气盛，得理不饶人。并且要想把报办好，就得不怕事，对读者守信用，对自己尽职尽责。那次，也真出了个大风头，开庭那天，旁听的人把法院挤得水泄不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

    汪精卫以堂堂行政院长之尊与一家民营小报斗法，却落了下风，当然不甘就此了事。到7月下旬，汪便找到了报复机会。事起于铁道部从国外购买器材，因办事人员私饱中囊，引起监察院弹劾，汪精卫认为是院长于右任与他为难，乃向正在江西坐镇“剿共”的蒋介石控诉，蒋则从中调停，电文中有“勿走极端”等语。国民党CC派干将张道藩主持的民族通讯社据此发出通稿，南京各报均予转载，《民生报》也以“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为题，在要闻位置刊登。汪精卫得属下报告后，不与别的报馆计较，独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为罪名，向蒋介石申请“查封《民生报》，治罪成舍我”，蒋即从庐山电令南京卫戍区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查办此事。

    谷正伦雷厉风行，立即派人查封《民生报》并逮捕成舍我，又通过追究新闻来源，依次把民族通讯社的采访记者陈云阁、总编辑钟贡勋、社长赵冰谷抓来讯问，与成舍我一道，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当局虽然气势汹汹，但人们都明白，这一切都是汪精卫携私报复，借以泄愤而已，所以连监牢看守也不把他们当成犯人。成舍我多年后还感念当时的一个细节：

    那次，使我最难忘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看守我的那个卫兵，和我开玩笑说，你不寂寞了，这回你们四个人，刚好可以打一桌麻将。

    这一次，成舍我等被宪兵司令部关了四十天，同牢四人中，成的年龄并不是最大，但他的世故老练，却给牢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陈云阁回忆，在抓捕成舍我时，派来的是便衣特务，以借口请他去谈话的方式进行的，“但他很敏感，把常用衣物和盥洗用具都带在一道，特务假装说何必那样，他还是坚持带去。他第二天早上穿上外衣，在天井刷牙，我们都很惊异。他见到我们三人毫无准备的样子，也暗暗发笑”。成舍我此举，虽是汲取了他在军阀时代的北京数次坐牢的经验，但这种敏感和内行里面，却掩藏着常人不具备的智慧以及洞察事物的能力，这是他能够做大事、成大业的重要条件。

    至于上面“捏造电文”一案，经过成舍我通过家属暗中托人，取得汪精卫的亲信、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等头面人物同情，出来说项，汪精卫终于同意从轻发落；当局又开具《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成本人今后无论到达任何城市，应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等若干条件，又叫每人各写一张悔过书，才准予保释，9月1日蒋介石的电令一到，众人便恢复了自由。

    成舍我在获释后第三天，即去拜谢唐有壬，唐授意他写一封信向汪精卫示好，然后在汪接见时，不妨表示拥护之意，如此不仅可办报，还可做官，名利兼收，但被他断然拒绝。唐继而婉转劝告，晓以利害，说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院长去碰，无疑是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当时的答复是：“我与汪精卫碰，最后胜利是属于我的。”“唐为之谔然不解，舍我先生对他说最后胜利的理由：第一汪的年龄比他大；第二汪不能一辈子做院长，而他能一辈子做新闻记者；第三做记者可以抱定主张，始终不变，搞政治则诱惑太多，不容易永保令名。”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刺受伤，出国就医。

    成、汪二人再次碰面，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首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当时汪精卫在汉口招待参会的参政员，见到成舍我，听说他在香港又创办了《立报》，创业阶段，举步维艰，不免要寒暄一番，表示慰问，但成舍我旧恨未消，并不买账，回答说：“在香港办报，诚然困难很多。所幸香港虽然还是殖民地，但在相当范围内，还能实行法治，好像还没有过不依法律手续，封报馆捕记者的事!”这一番充满挑战意味的话，刺激得汪精卫立刻站起身来，谈话也就不欢而散了。又过了多年后，成舍我关于“汪不能一辈子做院长”的话终被应验，他在《我们这一代报人》一文中记道：

    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回首当年，亲历了那一时代“不幸”的成舍我，是有理由出此刻薄感慨之语，并且自言“幸运”的。

成舍我的“吝啬”

    重庆版《世界日报》于1945年5月1日发刊，然而开张伊始，就运交华盖，报纸出刊后一个多月，时值重庆多雨季节，一场暴雨袭来，报馆楼后的下水道堵塞，整个排印工厂全部被污水淹没，机器被水淹，有很多纸，因来不及往楼上搬，也都泡汤了，报纸被迫停刊十多天，损失严重。

    据当时《世界日报》总编辑陈云阁回忆，为报馆被淹一事，成舍我向主管部门市政府公务局提出修整下水道申请，未得反应，以他的好斗性格，于是断然聘请江一平等著名律师公开登报，要求赔偿全部损失，这一威胁立即见效，重庆市市长贺耀祖见事情闹大，不得已两次亲临视察报馆下水道堵塞情况，严令公务局日夜抢修，报纸才得继续出版。嗣后，成舍我还在报上亲撰启事，宣布因此遭受拖累损失的订户读者，将得到补偿。“这些手法都对报纸声誉与发行增添了许多有利影响，所以当时就有不少同行说他在利害、是非问题上既能破除情面，毫不忍手，又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争取读者同情，说得上一个报界狠人。”这个评价对于成舍我，是太确当了。

    对于自己的记者，如在新闻竞争中没有尽到职责，成舍我更是毫不容情。抗战胜利后，南京中山陵园展出一只大玳瑁，《世界日报》驻南京毕群记者照抄一家小报的新闻，给北平拍发电讯，却错做“大乌龟成舍我便去电质问：“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文字诚然精练，且有魏晋六朝小品遗风，但不免让人难以接受，认为这位老板也太严厉且太“尖酸”了。

    成舍我的“吝啬”在同行中也是十分有名的。他的一个老友说，这都是他小时候家里生活太苦，十四五岁外出谋生，在上海啃烧饼度日，在北京“逐水草而居”，养成的习惯。因而当报社里同事钱不够用，每每叫苦时，他大不以为然，总说人家太浪费了，自己当初如何如何刻苦，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这样过，每月都有富裕的。”还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抗战后期，《世界日报》在重庆恢复出版，成舍我一如既往对职工采取低待遇，甚至连食堂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屡次要求改善伙食，成老板不允。适逢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成舍我午饭时到食堂传达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他话音刚落，举室哗笑，可见人们对这位老板的吝啬既习以为常，也是无可奈何了。

    毕群1945年在重庆加入《世界日报》时就深有体会：“成舍我办报素来有他一套‘精兵简政’的办法，用人不多，主观上想要报社职工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而两个人拿一个人的工资。旧新闻界都评价说：‘成舍我是刻薄起家。’这样的评价，过去只是听说，现在亲身尝到滋味了。那时我是光棍一条，生活上除抽点香烟之外，没有其他更大的浪费，但月薪只刚够维持一个人普通生活水平。其他有家室的同事更苦不堪言了。”

    毕群的这一段似嘲笑似挖苦的介绍，确是为成舍我的“吝啬”画了一幅像。然而奇怪的是，成舍我在《世界日报》开的这道流水席却人来人往，不愁没人前来“赴宴”，而且这种艰苦环境“逼”出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哪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的，别的报社都乐于接纳。

    毕群还感慨道：“我曾经听到一位新闻界前辈说：‘《世界日报》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 。’这话含蓄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又是真实的写照。”

“我要说话”

    1952年，成舍我举家从香港迁往台北。本拟在台北复刊《世界日报》，因国民党当局实施报禁，办报计划搁浅，于是创办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声称要“培训一万名新闻干部回大陆”。几年之中，他断绝了办报念头，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舍我就此改变了自己的“斗士”形象，1955年3月，在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他以“立法委员”身份，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向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发难，为两位因言论罪被国民党长期关押的新闻界元老——失踪五年的龚德柏和被捕三年的马乘风鸣不平，追问何以“不审?不判?不杀?不放?”并质询：“新办报纸杂志何以不许登记?”他以如此凌厉猛烈的作风，挑战执政当局的“戒严”、“报禁”措施，让同人感到振奋，也令当局大为震惊。成舍我遂成为台湾舆论界“反对派”的一面旗帜。

    此后十余年，成舍我“蛰伏”台岛，收起锋芒，潜心办他的新闻学校。但是人们并未因此忘掉他，l967年他七十寿辰时，台湾新闻界以公宴方式予以祝贺；又过了十年，他迎来八秩大庆，为了避免故旧门生过度铺张，筹办盛大的庆祝，乃提前携夫人离台赴美避寿宴，作为期一月的考察，一时传为佳话。

    1988年，台湾开放长达三十七年的报禁时，成舍我已九十一岁高龄，他再酬壮志，创办了《台湾立报》，在发刊辞中表明办报的目的：“第一，为供应世新校友及在校同学，实现其所学的新闻理论及增进其技术。第二，开放报禁证明台湾确已有新闻自由。”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此时，当年和他一起在烽火岁月的报坛上冲锋陷阵的老友，都已驾鹤西去，只留下他，为这时代作最后的见证。

    1991年4月1目，成舍我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终年九十四岁。临终前两个月，肠梗阻、肺炎等症并发时，他无法发声，每日挣扎用颤抖的右手书写“我要说话”几个字，令周围亲友百感交集——成舍我一生都在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奋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露出来的心声，正是他毕生事业和人生目标的写照。

    在他身后，一个时代无声地结束了。

    （摘自《温故·1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