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人毫无争议是地球上最具创造力的群体。孔子本人颇具创新精神,子曰:“不愤不启,不俳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可见, 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既要保持对学习的热情,又要善于创新。
尽管孔子对学生抱有“举一隅而三隅反”的期望,但1988年当我在厦门大学面对一群闷不吭声的MBA学生时,我却怀疑他们会不会举三隅而仅反一隅,古老中国的创新精神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创造力,现在这种精神去哪儿了?
然而,30年之后,当我亲眼见证了那些“缺乏创新精神”的学生在国内外不同领域展现其创造力并获得成功之后,我的看法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并没有摧毁学生的创造力。
中国确实必须解决教育抑制创造力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像学术界或大众媒体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我在厦门大学工作了30年,教授了大约1万名研究生。在我看来,中国教育在培养学生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所需的创新创造力方面同样具有明显优?势。
当沉默不再是金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招收MBA学生时还没有要求他们至少具有3年的工作经验,因此这些学生唯一的生活经验就是学习。我可以接受他们在前16年的学生生涯里死记硬背、默不作声,但是作为研究生,我希望他们能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活动。然而,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课堂上沉默,这令我颇感困扰。
学生们似乎只希望我能滔滔不绝地讲3个小时,而且完全拒绝提出或回答问题。我警告他们,如果不参与课堂讨论就会扣分,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恼怒之下,我写了一篇文章,将我的挫败感一吐为快,言辞颇为激烈。这篇文章《当沉默不再是金》首次发表在北京《英语世界》杂志上(2018年在外文出版社《我不见外》中再次发表):“就像美国的小朋友在吃饭一样,我能看见中国学生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既不问问题,也不回答问题,张嘴只是为了背课文。”
备战高考
高考对中国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中国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就是他们一周七天都用来备战高考,其他什么也不用做。我儿子的钢琴老师是大学的音乐教授。她希望自己7岁的儿子学钢琴,但又担心会影响孩子11年后备战高考。
为解决高考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釆取措施进行了系列教育改革。在高考这条路上,即使是最轻微的松懈也会导致高考分数的下降。那些曾经抱怨自己孩子学业压力大的家长同样也会因为孩子考试分数下降而扼腕叹息。
对教育的信仰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麦嘉温·乔治在1913年这样写道:“中国人对教育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在这一点上,不分高低贵贱。如果一个男孩没有被送进学校,要么是因为父母太穷,要么是因为父母的威信不够,无法强制他入学。不必对这种全民共识感到惊讶。”
在过去大约2000年里,儒家教育和科举考试是士大夫阶层治理国家的基石,它们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民主的管理模式。正如许多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即使是偏远地区的人也有受教育的机会。1902年,驻华外交官、在剑桥大学担任了35年中文教授的翟理斯写道:“在中国,贫穷可以说丝毫不会阻碍人们的野心对进步的渴望。一个男孩子在学习上最微弱的天赋都会被发现。倘若他果真有能力,就会被加倍悉心培养。在中国,不仅有大量免费的学校,更有一些人愿意助力这样伟大的事业。许多高官都出身贫寒,他们求学的学费以及赶考的路费都是家乡人资助?的。”
理所当然
我了解我的中国学生所面临的压力,高考难考,研究生考试的竞争更是激烈。在为进入研究生院奋斗16年之后,一些学生似乎觉得无论读研期间成绩如何,他们都理所当然可以毕业。他们在读研期间不仅免学费,还能拿到津贴,这一点也可能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似乎解释了学生课上保持沉默的部分原因。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管读研时是否努力,他们都应该通过毕业考核。然而,学生的沉默以及明显对课程缺乏兴趣的表象背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生活或工作的经验,意识不到许多MBA课程的实用价值。在对新生的调查中,有些人认为领导力和战略课程并不实用,他们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那个领导或制定战略的人。我反驳他们:“如果你打算在未来成为一个领导者,那么从今天开始你的行为就必须要像一个领导者。”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30年前教过的许多学生都告诉我那些课程在10年或20年后被证明是多么有价值。
充满创造性的集体参与
虽然我很努力地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但他们不想单独发言,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想犯错。我还惊讶地发现,他们会担心因为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使我难堪。我告诉他们:“什么都可以问!如果我不知道,我会如实相告——我会找到答案,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好奇。”
虽然学生们不愿单独发言,但在小组活动中,特别是在小组间的竞争和挑战中,他们就会活跃起来。沉默变成了窃窃私语,然后是一片欢声笑语。经过几次这样的活动,我的中国学生变得似乎比我的外国学生还要大胆。小组活动让他们信心倍增,随后他们开始在课堂上单独发言。一位外国友人很佩服我:“一开始,他们不愿意开口,现在他们不愿意闭嘴了!”
我开始在周五晚上举办“英语角”活动,希望在我家里学生们会比在课堂上更加放松。几周后,他们慢慢地敞开了心扉,特别是当我让他们展示自己的专长(比如包饺子)时。学生们和我们老师一样没什么钱,也很少在外面的餐馆吃饭,所以我给他们买面粉、蔬菜、油和肉的钱。当学生们包了1000多个饺子时,他们兴奋地与亲朋好友分享他们是如何包饺子或是烹制其他食物的。当我一边弹吉他一边教他们唱英文歌时,他们也教我唱中文歌。学生们开始自由地分享他们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包括课上及课下。
我发现,那些看来沉默的学生其实很有创造力——至少你要逼他们一下。据我后来了解,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人(约98%)从出生开始就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于是我们把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遗忘了。两年间在4门课程的教授过程中,我有充分的时间与学生们建立友谊并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表达自己。
中国学生的变化
在华几十年,我开始思考中国的教育实践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的MBA学生远没有30年前的学生那么拘谨。2022年夏天,我了解到他们的开放和自信并不是因为教育的改变,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
今天的MBA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大胆地分享他们过去的经历以及遇到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在课堂上公然但有礼貌地反驳我的观点。2022年夏天,厦门大学在34年里第一次要求我给本科生上课。我觉得自己仿佛穿越到时光隧道回到了几十年前。120名学生中几乎没有人愿意提问或回答问题,甚至没有人举手表示赞成或反对,令人震惊。但我并不气馁, 因为在30年前我就经历过这种情况。我有能力慢慢地把一些沉默的学生从他们的学术外壳中拉出来,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对自己和中国都充满信心。
几年来,我都会在开课的第一天花时间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告诉他们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我还分享了中国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出色地解决诸多同样困扰其他国家的问题的。我还给他们解释,有人抱怨中国教育对创造力的扼杀,但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比其他许多国家的教育更有优势。
西方国家通过宣传世界级研究成果来证明其教育的优越性,但他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许多新发现是由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团队共同完成的,而这些科学家恰是被中国大陆所谓“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人在其中一些团队中还担任了领导角色。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比硅更好的半导体材料。该小组由陈刚教授领导。陈刚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博士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2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超过1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其中一半来自美国政?府。
事实证明,即使没有数十亿美元的资助,中国科学家也是相当有创造力的。中国是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并在2020年12月取回了40年来的第一批月球样本。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单碟射电天文台,并允许中国以外的天文学家进入。中国还在超级计算机、石墨烯研究、纳米技术、新能源以及通过构筑三北“绿色长城”应对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整个世界都面临同样的教育问题。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教育至少确保为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让他们在需要运用98%的天赋时可以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
创造力的消退:98%到2%
1968年,兰德给1600名5岁的美国儿童做了一个创造力测试。这个测试被NASA用来招募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测试结果表明,98%的儿童都具有创造天赋,但当他5年后再次测试同一批孩子时,只有30%的孩子具有创造天赋。1978年,在这些孩子15岁时,只有12%具有创造天赋。1985年,兰德测试了28万名成年人,只有2%的受访者具有创造天赋。兰德写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通过学习获得了非创造性行?为。”
夏皮罗(2001)同解释称,儿童天然具有创造力,因为他们总是从不同的来源收集和汇编信息。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新的、鲜活的,是令人兴奋的。但一旦开始上学,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他们的重点就会转移到记忆已经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开展全新的体验。更糟糕的是,到了7岁,所有国家的学生都学会了害怕失败,他们被教导要照搬正确答案,避免犯错。我在6岁时学会了害怕失败。60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在我上一年级的第二个星期,我大声地朗读了一段话,把“够了”读成了“过了”。虽然我立即改了过来,但几个同学的窃笑声让我觉得抬不起头来。从那天起,我就不愿意大声朗读了。
创造力在童年时期本身也会下降,因为我们会形成偏好,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书籍、电影和爱好。每一个新的经验或见解都像一个过滤器,进一步缩小了我们关注的内容,阻碍了创造力的发展,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往往不是基于那个充满未知和失败可能的未来,而是基于我们熟悉和舒适的过往经验。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所有的国家和文化中,创造力是在逐渐消退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仅是教育,还有家庭、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事实上, 生活中几乎所有东西都会使我们童年就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逐渐暗淡,而这种好奇心正是点燃创造力的星星之火。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有人说中国死板的教育破坏了创造力,古代儒家教育更是如此,可是却培养出了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人。因为儒家教育给他们提供了知识基础,在2000年前就帮助他们解决了管理6000万人口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儒家教育强调“六艺”,所谓礼、乐、射、御、书、数,这种固定的课程培养出了像张衡这样的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地理学家、发明家, 以及像沈括这样广泛涉猎天文学、考古学、数学、药理学、磁学、光学、水力学、形而上学、冶金学、地理学、制图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农业、经济学、军事策略、民族志、音乐和占卜领域的人才。
从孔子希望学生能举一隅而三隅反的时代到今天,中国教育已经培养出了众多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领导人,并且正在不断发展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我在中国有幸结识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教授。比如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的胡敏教授,他发起的一些倡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每年都会举办“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活动。他的公司还开发了300多本英语教材,包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书籍。厦门大学的季玉华教授研发了一种新的语言学习“三明治法”,用英语教授外国人京剧,并在世界各地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
只要有耐心和毅力,中国学生的潜在创造力是可以被重新点燃的——特别是要在一开始就将他们组成小组。正如谭莎林博士在2016年写的那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是在中国引入‘创新工作小组’;奥尔和罗斯(2012)观察到,这样的策略在鼓励创新方面十分有效,因为它促进了责任分担和团队支持,在鼓励冒险的同时也使实验更加安?全。”
《外交政策》杂志上《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的文章认为:“我非常不同意中国教育扼杀创造力这个观点。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是不能够被扼杀的。一个明显能驳斥它的例子是那些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后出国的中国人,他们仍然能够为创新或学术发展作出一流的贡献……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写道:“基础的厚度决定了巅峰的高度。”没有哪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深厚的基础,我无法想象中国的巅峰会有多高。
本文转载自《教育国际交流》2023年第1期(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