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戏画:传统题材 现代“味道”



前不久,浙江美术馆精心策划了“戏写——关良的艺术世界”特展。对于一个长期被视为“小品”画家的艺术家而言,展览指向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关良的戏画艺术,其渊源究竟从何而来?
长期以来,关良在中国画领域积累的名声,几乎盖过了他作为“洋画家”(民国时期学习油画等西洋画种的艺术家的一般性称谓)的本业。1942年在重庆,他的戏剧人物水墨画获得郭沫若盛赞,从此“水墨画家关良”的身份遮蔽了他的西画根基。然而,如果把关良放回到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线索中,我们会看到,这位出生在广东番禺的艺术家,1917年东渡日本研习的正是西方绘画,受到时风感染,他开始痴迷于后印象派、野兽派,紧跟巴黎、东京的现代艺术潮流。20世纪30年代,中国绘画界提倡向西方学习,在决澜社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展览中,经常可以见到关良的身影。40年代末,吴冠中去巴黎留学时才得以结识恩师让·苏弗尔皮(Jean Souverbie),而关良早在30年代初就已经深受这位巴黎画家的影响了。
如何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脉络中解读关良的戏画,是颇为有趣的一件事,直观来看,他不就是用传统水墨画来表现同为国粹的京剧吗?但仔细品一品,其实是一种“水墨画化”了的野兽派,是非常典型的现代创造物。戏画中的跨文化对话和对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处处可见。
早年是野兽派画家,中年转向书法、篆刻创作的李骆公,曾对老师关良有一番极为精辟的评论,他认为良公有“瞒天过海”的雄心:“想让不懂戏和水墨画的人,甚至只重写实、现实主义的人,都被画面打动甚至震撼;让只能接受一种审美方式的观者,悄悄地、不全自觉地领略被先生对立和谐地写入画中的其他审美观。他让在画上观剧者爱上水墨淡彩的挥洒与潜在的现代感;让水墨画激赏者接受京剧与西方现代审美意识;让观念很洋的现代派人士获得共鸣的同时,接纳了京剧和水墨中的东方自然观、写意传神的洗练与深沉。”
美术史论家朱金楼也有过类似的评价,认为关良的画兼具“京戏的华美,文人画的写意,西方现代绘画追求以少胜多,坦诚胸臆”的特点,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的画坛,这样“有机化合”而不露痕迹的国画小品,是极为难得的存在。京剧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戏剧之一,水墨画则是象征文人艺术正统的媒介,以这两者为载体进行的现代主义实验,既获得了内部的尊重,又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赢得赞誉。1957年,关良访问东德期间举办了画展,作品标价出售,大受欢迎。莱比锡伊姆茵采尔出版公司也为关良出版了画册,纳入该社“世界美术”系列丛书,继齐白石之后,这是德国出版的第二位中国现代艺术家的画册。
要理解关良艺术的创新,其留日期间的文化经验是重要一环。就在他抵达东京的1917年,日本绘画界开始反思如何在东亚的传统和风土之上发展出独立而自觉的现代艺术,从而和西方主导的现代艺术展开对话。关良和广东同乡谭华牧、丁衍庸等人在东京留学期间,正是这股风潮急速升温之际。日本画坛的先锋画家们,如岸田刘生、万铁五郎等人也积极投身水墨画(新南画)的创作,他们将八大山人、石涛的文人画解读为东亚本来就具备的表现主义传统,这与关、谭、丁等人此后对传统文人画的强烈兴趣及其跨媒介创作实践,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良在这群留日艺术家中是先知先觉者。早在1925年前后,他就对好友倪贻德讲过一句话:“谭鑫培的戏和塞尚的画,正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所取的艺术方式完全不同,而所以成为佳妙的原则是相同的。”这句话或可视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觉悟时刻。关良将京剧大师的唱腔与西方现代绘画之父的画风相提并论,在当时的美术界可能还很少有人能理解他,这种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自觉尝试,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谭鑫培的京剧唱腔和塞尚的画风,二者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关良看到或者说预见到了它们背后的共通之处——在声音、表演和视觉艺术之间,在东西方之间,其实都有对“佳妙”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这种跨文化、跨媒介的思考方式,奠定了关良水墨戏画的根基。
展览中有一件关良已知存世最早的水墨戏画《游龙戏凤》,是1939年他在上海送给倪贻德的礼物。很巧,数年前我在整理倪贻德文献时意外发现了这幅画。这个时间节点颇有说头,1939年的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抗战爆发后,由官方主导的艺术宣传活动和全国性的美术家组织成为大势所趋,强调艺术独创性的早期洋画运动(民国时期以油画创作为主的现代艺术运动)被逐步边缘化,木刻版画、漫画等新兴媒介风头更劲,滞留“孤岛”的关良正是这时开启了水墨戏画的正式创作和展览。所以,“戏画”是现代洋画运动遭遇困境时的一条实验路径。抗战末期,在重庆举办“独立美展”时,关良和丁衍庸不仅互赠水墨画,还特别设立了“附展”部分,展出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等文人画家的作品。倪贻德在评论中总结了关良绘画的文化策略——用油画的材料来表现中国的“气氛”,同时不失油画本来的“造型”,他认为把国画的趣味融合到油画里去,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这场实验的终极目标,是探索西方油画与本土传统的融通潜力,走出一条现代绘画的新路。
不少研究者在描述关良一类民国艺术家的履历时,都喜欢这样概括:某某早年留洋学习西方美术,中晚年回归中国传统艺术。这个通行的描述框架是我很希望纠正的。首先,“国画家”关良终其一生都在进行油画创作;其次,他的“回归传统”是有特定的现代艺术认知作为前提的,比如他对于塞尚的艺术原理的高度认可,对于艺术造型“单纯化”的强调,都是持续一生的。他还有一种贯彻始终的理论,就是不管东西方艺术,“要紧的,先要懂得‘味’”。当关良在宣纸上画戏、在油画布上创作“写意”造型的时候,他从来都着意于“味道”的重要性,这不是外来的流行理论,而是在日常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一点一滴体会得来的,是艺术家对笔墨、对造型、对色彩、对艺术“腔调”的直觉性把握和巧妙转化。
关良晚年在自传中曾讲过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应画出中国的东西来。”这句话很朴素,但绝不是狭隘的民族艺术宣言,而是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际,经过主动的文化反思,最终沉淀下来的智慧认知。他真正做到了用现代的眼光重新表现传统。
(作者:蔡涛,系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