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学创作的“术”与“道”
——《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与《岭南十三讲》对读


张炜的《文学的八个关键词》和叶兆言的《岭南十三讲》,都属于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写给普通读者或青年写作者看的文学讲义。这两本书抛开刻板化的知识体系传授,更加强调具身经验的真切性、可感性与实操性,是有温度的文学创作方法论。其主要指向如何进行创作,但各有侧重。前者以思想随笔形式漫谈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八个关键词,后者则聚焦文学创作的具体操作。
“如何写”这个话题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深意,关涉人生经验、思想深度、创作观、阅读史和写作技术等层面。正如张炜所言:“我们讨论文学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就文学论文学,有时反而要离它稍远一点。从生存之道、从人在世界上的位置、从人性,这些大的方面去考察文学及写作,才不至于偏颇和简单。”
文学创作的经验究竟能否传递?能传递到何种程度?通过这两部讲义,我们不难发现,写作的技术层面确实可以教授,写作的观念层面也可以获得启发,但是写作的思想层面依赖写作者的见识与体认。两位作家将自身深耕多年的创作经验倾囊相授,让大家自己体悟与思索。这样的文学讲义是当下所稀缺的,可以有效地帮助青年写作者及时校正创作方向,找准自身创作的问题,从而精准发力,直抵写作本质。同时,这两部讲义也为读者阐述或解读作家创作深层心理结构和作品深层意蕴提供了有效途径,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学,并与自己的社会人生经验产生有效的情感共鸣。这种阅读关联性感受的获得,有助于读者重新理解社会人生,重新投入现实生活之中。
两部讲义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不同的路径选择。张炜以关键词的形式切入创作主体的思想结构,适合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瓶颈期的写作者进行自我对照与反思。叶兆言聚焦写作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方便初学写作者掌握。两部讲义都不提供写作的标准答案,仅提供写作的问题导向与解决思路。
《文学的八个关键词》深入文学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层面进行深度探讨。首先阐释的是童年生活经验对创作观的持久影响,认为“写作者最依赖的就是童年感受和记忆,后来的一切都要由它参与进来”,进而强调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性,“人类在生活中最丰富最深切的生命交流,除了存在于同类之间,也只能是对动物了”,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持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此外,还从荒野意识与海洋气象的大创作观,以及格局、气度的养成,地域、民族和世界性的关联,还有恐惧心理和人类自身困境等对于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等角度,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大道”。他将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作品娴熟地融于创作经验的分享与创作案例的解读中。这种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并为我所用的大千气象,实属难得,必然是人生、阅读与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成果。这也在无形中提醒读者:如何增强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对写作的理解是否还仅停留在“无他,惟手熟尔”的技术处理层面?要成为好作家,不能止步于创作技术层面,更与创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层面息息相关,并与创作者深厚广博的人生阅历与经验密切关联。这或许就是张炜通过这部讲义想传达的文学“大道”,甚至是人生“大道”。他谈文学创作之“道”时,处处有“术”的支撑,“总是对初试写作者说‘多写’。有人以为少写才能写好,这是胡扯。一个人不写几百万字,一支笔就难以调度。文字泛滥当然不好,但这不在话下。海量的阅读和练习就是基本功课,早颖者除外;但那样的人很少,或根本就见不到”。
叶兆言从中文系对写作的轻视传统切入,强调“写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很多问题,都是在写作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的”,主张“动笔去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王道”,认为“写作能力还是可以考量的,可以训练,可以提高”,进而回顾自己的文学之路,“因为五年退稿,我的文学之路,终于走通了”。他通过分析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鲁迅的《药》《在酒楼上》、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等经典名篇,讲述中短篇小说如何进行创作构思,以及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注意事项,还有如何锤炼语言、修改打磨,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勇敢地写、不断地写”。叶兆言谈文学创作之“术”,同样离不开“道”的指向,他本身的创作成就就是鲜明的体现。正如他所坦言:“写小说不仅要有人生,还要有呐喊的声音,同时更要写出彷徨的困惑,而最好的小说,都是从呐喊走向了彷徨。”青年写作者跋涉途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和困惑,阅读这部讲义有助于启发他们展开思考。
两部讲义各有千秋,分别从不同的讲授路径,深入浅出地论述文学创作中由深层社会人生经验和文化积累所构成的创作观与创作技术等问题。只有“术”“道”并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茅盾在《关于艺术的技巧》一文中申明,“技巧问题不能同作者的人生观的深度和他的生活经验的广度割裂开来求得解决;既不能单独从作者的艺术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中求得解决(虽然作者的艺术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是解决技巧问题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也不能单独从学习古典文学来求得解决(虽然学习古典文学也是必要的),更不能把技巧当作一个技术问题来求得解决”,并引用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话,“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是要依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的”。
如果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从“如何成为一个作家”入手,那么《岭南十三讲》则是从“如何写出一篇作品”深入,但都指向文学创作需要什么样的创作主体条件这个根本命题。由此,两部讲义形成有效的“互文”效应,也让“创作经验能够传递”这一问题有了更加具体的答案。
(作者:徐福伟,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