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8日 Wed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8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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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版:文艺评论周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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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年11月18日 Wed
2026年11月18日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苏轼晚年远谪海南,随身所携书籍极少,其中就有陶渊明的诗集。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道:“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在苏轼看来,陶渊明的文学成就高于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这些世所公认的诗坛巨擘,根本原因在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字。这一论断,不仅是对陶诗特质的概括,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命题。

  “质”与“绮”、“癯”与“腴”,本是两组相互对立的美学概念。“质”是朴素无华,“绮”是华美丰赡;“癯”是清瘦简淡,“腴”是丰润饱满。这样两组截然相反的美学概念,是如何在同一种美学趣味之下统一起来的?这八个字的关键在“实”字,揭示出一种表里之间的矛盾张力,“质”和“癯”是表面上的,“绮”和“腴”则是内里的。苏轼在《评韩柳诗》中对此有更明确的表述:“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亦何足道。”

于日常中见深远,于素朴中见丰饶

  读陶渊明的诗,最直观的感受是:题材上,他写的全是家常场景、日常琐事,没有边塞征战,没有宫廷宴饮,没有神仙漫游,没有奇山异水;文字上,也全是家常话、日常语,没有奇字,没有僻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他写田园,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写饮酒,是“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他写邻里,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仿佛一个农人在田埂上随口说出,毫不费力。这就是陶渊明的“质”与“癯”,题材清瘦,无宏大气象与壮阔格局;语言朴素,无任何装饰性成分。然而,诗歌若停留于此,就容易滑向贫乏与干瘪。

  陶诗的内里,有着丰厚的思想感情和人格魅力。陶渊明对人生的思考,有深刻的哲学底蕴。他讨论生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讨论穷达:“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他讨论贫富:“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些思考,涉及存在、价值、自由、生死等根本问题,其思想情感是丰厚的。

  陶渊明又将这种丰厚性反归结于日常的一蔬一饭,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其道。看淡了生死,他追求“应尽便须尽”;看淡了穷达,他主张“委穷达”而守“素抱”;看淡了贫富,他感觉“道胜无戚颜”。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安顿好身体与精神,亲自下田耕种,坦然面对草盛苗稀的收成,能够在饥寒中接受邻里的馈赠而不以为耻,在酒杯中品味生命的真味。他无意于呈现某种人格之美,然而种豆、饮酒、读书,日常的每一个动作里,都自然流露着看淡一切的从容与洒落。

  因此,他写“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看似农人的絮叨,实则藏着对“安顿”的深刻理解。从官场无限的追逐中退出,在有限的田宅里为精神找到立足之地,那如数家珍的叙述中,满溢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珍惜;当他写“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一个“忽”字,道尽“自由”的深意,酒非刻意安排,日子亦无须算计,随性而发,自然而得;而“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则写出“真情”的本真状态,不必登门拜访,无需繁文缛节,路过门口一声招呼,是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珍贵的情谊。这是内里的“绮”和“腴”,源于生命本身的丰厚与从容。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就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杨绛《我们仨》写三个人吃饭、散步、读书、生病、离别,全是家常琐事,但字里行间承载的,是一个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聚散离合,是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的坚守与温情。史铁生《我与地坛》写母亲的身影、四季的变化、园中的草木,而“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当个人的苦难汇入历史洪流,日常的散步于是有了生命朝圣的意味。这样的文字,表面是家常的、素朴的,内里却是丰厚的、深邃的,正因为他们有“第一等襟抱”,所以能于日常中见深远,于素朴中见丰饶。

素朴之言看似“毫不费力”,实则恰恰最费力

  表面的“质”“癯”与内里的“绮”“腴”之间,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环,那就是文字的得当。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所谓“当”,就是准确。苏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得更明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在他看来,“见”是无意中的相遇,是人与自然深刻的契合,若换成“望”,就是有意寻找,则全诗神韵尽失。

  因此,素朴之言看似“毫不费力”,实则恰恰最费力。它表面平淡,质木无文,甚至近于消瘦,但每一个字都寓意丰厚,恰如其分地表达全部要表达的意义。这样的语言耐人咀嚼,其滋味正如欧阳修评梅尧臣诗“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初读时平淡无奇,甚至有些枯涩,但反复品读,滋味反而越来越浓。这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魅力所在。

  鲁迅的语言深得此中三昧。他写孔乙己第一次买酒时,“排出九文大钱”。一个“排”字,写出孔乙己在向短衣帮炫耀自己“读书人”身份时那种小心翼翼的体面感,又可笑又辛酸。到了第二次买酒时,孔乙己的腿已被打断,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一个“摸”字,抖抖豁豁,潦倒窘迫,与前面的“排”形成鲜明对照。“排”与“摸”都是极寻常的动词,但用在这里,意味极深。正如蔡元培说鲁迅的写作,“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

当精神充实而深厚,文字自有根底、厚度和分量

  “质而实绮”的境界并非一蹴而就。苏轼在《与二郎侄一首》中,将这个过程概括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陶渊明早年并非没有“绮”的一面。他出身仕宦之家,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对当时绮丽的文学风气并不陌生,也写得出风华清靡的句子。钟嵘《诗品》说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又称“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可见,陶渊明并非完全脱离当时主流的诗风。但他家道中落,与高门大族文人本自不同,又深受老庄玄学之浸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言诗的影响,因而诗风与主流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使他能够将“缘情绮靡”的时代风尚与玄言诗的淡泊传统熔于一炉,最终抵达“质而实绮”的最高境界。

  苏轼自己也是如此。他早年的文章,如《上梅直讲书》《教战守策》,气象峥嵘,议论风发,辞采飞扬。到了后来,《答谢民师书》《记承天寺夜游》语言简淡,却如行云流水,意味无穷。他为什么说陶渊明“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曹植词采华茂,刘桢气盛,鲍照俊逸,谢灵运精工,李白豪放,杜甫沉郁,这些人各有所长,但他们的诗中,语言的“绮”与“腴”往往是外在的,可以被读者直接感知。而陶渊明的“绮”与“腴”,藏在“质”与“癯”之后,需要读者反复品读才能体会。这就是“外枯而中膏”的境界,如食橄榄,耐人寻味。

  在文学创作中,很容易出现的弊病是“浮艳”。遣词造句刻意追求浮华,堆砌辞藻,以辞害意而不自知。过于浮艳的语言,往往以丧失准确性为代价,看似花团锦簇,实则一团乱麻。宋叶梦得盛赞杜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两句,称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而“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后两句对仗工整、辞采华美,不可谓不漂亮,却被当成了反面教材,因为只在“鱼跃”“莺穿”的表面用功,把比喻当作目的而非手段,结果是辞藻越精美,诗意越稀薄。

  有些作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写得朴素、写得短、写得极简,就是好。然而,素朴的语言如果没有丰盈的内在作为支撑就只是贫乏,没有千锤百炼洗尽铅华就只是干瘪。当下网络中的一些鸡汤文,是这类“寡淡”文的典型。它们追求短平快,既无对生活的真切体察,亦无经过思考的人生洞见,更不肯在文字上好好锤炼,往往只是一些浮泛的结论。这样的文字正所谓“中边皆枯”。

  当代写作者若能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中汲取智慧,就不会在“寡淡”与“浮艳”之间左右摇摆。创作务必让内里丰盈起来。要有真切的生命体验,有学识,有胸襟,当精神充实而深厚,行之于笔,文字自有根底、厚度和分量。语言但求“当”,不求“奇”,追求“辞达而已矣”。苏轼所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正是此意。文字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注意到文字本身,而是让意义在准确的语言中自然呈现。当然,也不要跳过“绚烂”阶段直接追求“平淡”。没有经历过繁复的人,简单只是单调;没有经历过浓烈的人,淡泊只是寡淡。平淡,应该是绚烂之极后的归宿,而非未曾绚烂的贫乏。

  (作者:刘美燕,系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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