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咏物诗作的格致之美

　　梅尧臣好诗，自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他在咏物时始终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既能博观众物，又能细察物情，深究物理。存世的537首咏物诗涉及植物、动物、饮食、人工器物、自然天象五个方面（程甜《梅尧臣咏物诗研究》）。这些作品跳出了托物言志的樊篱，在题材拓展、旨趣提炼、风格塑造方面，特意追求格物致知之美，为咏物诗创作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题材拓展中的冷静与执着

　　梅尧臣非常关注诗歌题材的拓展。皇祐三年（1053），他指出，《离骚》中没有提及梅花（《正仲往灵济庙观重台梅》）。两年后，又说“却恨红梅未有诗”（《依韵和行之枇杷》）。此外，早在皇祐二年，他就劝友人吟咏海棠，“追补李杜失”（《送晋原乔主簿》）。杜甫不曾吟咏海棠，王禹偁在《送冯学士入蜀》中就已经说过“莫学当初杜工部，因循不赋海棠诗”；李白也不曾吟咏，梅尧臣似乎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这些诗篇表明，梅尧臣能够冷静地回顾既有的咏物诗，并且从中找到了创新之路。他劝说友人开拓题材，更乐于亲自实践，用作品填补空白。谢师厚说古人不曾吟咏虱子，他随即写出《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在劝友人吟咏海棠时，他也做了表率，仅用四句就勾勒出海棠的形与色：“生红浓复浅，瘦蒂修且密。湖傍几十树，雕盘拥新漆。”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盘车图》），真是一语中的。

　　新题材固然容易出众，常见吟咏对象在梅尧臣笔下也能展现新的风姿。比如，同样吟咏棕榈树，前代人杜甫伤其因充军用而枯死（《枯棕》），后来者文同（《竹棕》）与苏轼（《棕笋》）重点描绘其果实，梅尧臣却着眼于生长过程，道出此树“完之固不长”而“披割见日新”的特点，进而感叹“是能去窘束，始得物理亲”（《咏宋中道宅棕榈》），堪称妙得物理。再比如，关于猛虎食人，人们一边倒地予以批判，他却代猛虎争辩：“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满野高罝网，竞以充圆方。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猛虎行》）如此塑造猛虎形象，真可谓冷静。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细心观察和反复体悟，梅尧臣写不出《咏宋中道宅棕榈》；如果没有冷静的态度，《猛虎行》不会如此独特。遗憾的是，人们对此缺乏关注。少数读者，如刘子健、笕文生、齐皎瀚等，注意到《猛虎行》和《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对范仲淹的批评（《Mei Yao-ch’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ung Poetry》），却未能注意到冷静与执着在梅尧臣咏物诗创作中的作用。

旨趣提炼背后的务实立场

　　冷静与执着，有利于题材开拓，也有利于诗歌旨趣的提炼。

　　天圣九年（1032），梅尧臣刚届而立，所作《锦竹》就已经独具面貌。他先用浅近的语言描述了锦竹“似竹而斑”（“虽作湘竹纹，还非楚筠质”）的特点，再用“化龙”“待凤”（“化龙徒有期，待凤曾无实”）的典故加以烘托，最后点出其生长在君子屋庐旁的偶然性（“本与凡草俱，偶亲君子室”）。乍读之，诗旨显豁，并无余味。可是，如果联系到诗人自身的遭遇——科举失意，凭借门荫制度而获授河南县主簿，得以结识李迪、钱惟演等大臣——便不难发现，作者秉持务实立场描写锦竹，意在自比，而这种潜在的自比会增添诗歌的意涵，使其旨趣变得更加丰富。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景祐四年（1037）的《鸣雉词》、康定元年（1040）的《灯花》等，都是通过如实描述营造一种特定的诗意。前诗谓：“哺雏深莽中，摧颓锦翅拥。辛勤何尔为，应自念遗种。”既实写雉鸟育雏的情景，又谈论官吏解民于倒悬的职责问题。彼时，梅尧臣正任建德县令。两年前，他曾经拆穿过县吏巧借县衙篱墙搜刮百姓的诡计（《建德新墙诗》）。读者知晓了创作背景，就能体会到作者的这层用意。不过，不了解这个背景也没有关系，单单凭借作者的客观描绘，也能感动于野雉养育后代的辛勤，感悟到“乃见万物心，多为造化使”（《蜜》）的道理。

　　景祐五年（1038），梅尧臣对自己的咏物诗创作做过经验总结，主张“观物趣无穷，适情吟有托”（《宿州河亭书事》）。他关心事实，探求物理，力求在托物言志之外，开拓咏物诗的新境界。庆历八年（1048），一个名叫“九山”的地方激发了他的求知欲，催生同名诗作：“我经九山问野叟，崔嵬一无安曰九。且恐断岸积琼玖，复意陂原多产韭，又疑堆垄若柱灸。四者未悟叟不言，使我临流独搔首。”这首诗接续了屈原《天问》的传统，凸显理性求知的立场。求知，成为诗歌意趣的重要来源。

　　梅尧臣崇尚务实，追求新知，推崇后人所说的知识，也推崇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实用技术。景祐四年，他作《水轮咏》，赞叹其“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利才畎浍间，功欲霖雨并”，批评《庄子》反对机巧的保守立场（“不学假混沌，亡机抱瓮罂”）。嘉祐二年（1057），写作《水车》诗，仍然坚持务实态度，赞叹其机巧和现实功用。这些咏物诗作超越了传统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功能，具备了“崇知识，重技术”的品质。

　　皇祐四年（1052），梅尧臣在蔡襄家见到古代弩牙，首先记述了它的形制和功能，然后表达了期盼：“愿侯拟之起新法，勿使边兵死似麻。”（《蔡君谟示古大弩牙》）在此之前，即庆历七年（1047），送别即将远赴漠北的刘立之时，他想起一则传闻（“尝闻昔时语，南看北辰星”），请其及时观测天象，声称“使回傥可记，乃得验天形”（《送刘司勋奉使》）。在此之后，嘉祐三年，创作《重送祖择之使北》，则要求友人考察塞北的地理（“一过范阳应感慨，归来图画彼山川”）。凡此种种，都可以表明，梅尧臣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崇尚务实和理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加持之下，他的咏物诗作有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旨趣和艺术风格。

格物精神折射理性之美

　　推崇知识与技术，崇尚务实和理性，成为北宋中后期的新思潮。梅尧臣就是这种思潮的先驱。苏颂小他18岁，和他一样重视天文观测。沈括小他近30岁，熙宁七年（1074）与章惇共同改进弓弩和兵车；次年，又利用出使机会绘制了北疆地图；到了晚年，作《梦溪笔谈》，详细介绍了弓弩的使用技巧（左娅《沈括的知识世界》）。这些举动都可视作是对梅尧臣的回应。然而，很少有人像梅尧臣这样，创作出具有格致之美的咏物诗章。

　　务实态度融入诗歌创作，使得梅尧臣能够冷静而执着地观察事物，在咏物时显现超脱的态度。当欧阳修和苏舜钦针对文石砚屏而展开各种神怪想象时，梅尧臣只是客观描写砚屏上的奇特纹路（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他在写《哭笑鸟》时，没有随意比附，只说这种鸟的出现“了不预人事”，与人事毫无瓜葛。在《秋雷》中，又直接对“诞妄推五行”表达了不满。正是这种超脱态度减少了咏物诗的怪奇色彩。

　　冷静和务实并没有减少梅尧臣咏物时的细腻情感。春夜里听见蚊蚋声，他先是惊呼“久不见之尚可喜”，随后又想起不良后果：“而今稍喧来聒人，向后更暖奈尔嘴”（《二月雨后有蚊蚋》）。有了理性思考，情感呈现反而变得更加细腻。

　　细腻的情感呈现，冷静务实的观察与描绘，共同造就了梅尧臣咏物诗的独特风貌。前举诸诗，闪烁着格物致知的理性光芒，又能够“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展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风格。

　　因此，可以这么说，崇尚格物致知，追求理性和务实，成就了梅尧臣，也成就了他的咏物诗。然而，他的冷静与执着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遭到了非议。比如，在他眼中，“事固无丑好”（《咏刘仲更泽州园中丑石》），“美恶固无然”（《和瘿杯》），再丑再恶的事物也有其可观、可写之处，后人却难以接受，经常批评他的《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题材恶俗。再比如，他能够体谅猛虎的困境，并且借用《猛虎行》批判范仲淹的言行过于激进，很多读者却不能与之同理共情。从这个角度看，对梅尧臣的某些赞美或批评可能并不充分，甚至不够客观。

　　（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