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元命之年的心境与创作

　　【纪念范成大诞辰900周年】　

　　今年是农历丙午年。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生命中包含两个丙午年，一是出生时的靖康元年（1126），一是61岁时的淳熙十三年（1186）。古代用干支纪年，凡六十年循环一周，即一甲子，轮回后再逢生年的干支，称为“元命”。范成大元命之年在其心境转变和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岁首的自咏与自省

　　淳熙十年（1183）四月，范成大因苦于风眩，五次上章请祠；八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退居故里苏州；归隐初期常常闭门静养。范成大元命之年岁首，他围绕元命、元日和人日立春创作了系列诗歌，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身心状态与人生价值取向。

　　元命之年的特殊文化寓意，促使范成大对一生行藏进行回顾和反思。其《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便集中流露这种生命自省意识，开篇“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紧扣本命天象，接着回顾半生宦迹，感念岁月流逝。“三年归汶上，千日卧漳滨”指奉祠归里的这段时光。“鲵渊方止水，鲲海任扬尘”则点化《列子·黄帝》“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和沧海桑田典故。诗句表达了诗人对于世事变幻不定的深刻感悟，以及自己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全诗无激烈愤懑，也没有刻意标榜归隐，只有历经风波后的平和释然。这是范成大元命之年心境的总纲，也为此后的诗歌奠定了淡泊自省的整体基调。

　　丙午元日，诗人辞旧迎新，准备开启生命下一个甲子。其《丙午新正书怀十首》细致铺叙了新年寒冬里的隐居日常。其一云：“不用桃符贴画鸡，身心安处是天倪。行年六十旧历日，汗脚尺三新杖藜。祝我剩周花甲子，谢人深劝玉东西。春风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学灌畦。”诗中化用白居易《吾土》“身心安处是吾土”和苏轼《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庄子》“和以天倪”观念调适自己的心态，使之达到顺应自然、调和是非的境界。他又通过自比王子猷、陶渊明、白居易以明志：“斟酌出门高兴尽，从教闲却剡溪船”“栗里归来窗下卧，香山老去病中诗”（其五、其八），在自我更新中重构人生秩序，构建了一套属于晚年范成大的隐逸模式。不同于陶渊明避世孤高，范成大的闲居不怨世事，只是自知年迈体弱，无力再承担士大夫济世重担，转而以文字留存江南民间生活。

　　正月初七，范成大作《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矣，戏书》：“百年能有几春光，只合都将付醉乡。衰病豁除千日外，尚余三万五千场。”苏轼《满庭芳》（蜗角虚名）有“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减去卧病千日，故云。同日又作《立春大雪，招亲友共春盘，坐上作》云：“如何千日病，三见寅杓回……余寒会退听，一笑当安排。”古人通过观测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季节。《鹖冠子》云：“斗柄指东，天下皆春。”在地支方位中，寅对应东，斗柄回寅象征新轮回的开启。随着范成大身体状况的好转和元命之年的到来，两年前“人应见怜久病，我亦自厌余生”（《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其一）的低落厌世心境开始变得乐观坦然、旷达通透。

《四时田园杂兴》的诞生与意义

　　此年春天开始，范成大病情好转，于是他走出书斋，往返田间村落，观察四季的农村劳作与民间岁俗，获得了充足的创作时间和丰富的诗歌素材，最终促成了该年最重要、奠定范成大文学史地位的作品《四时田园杂兴》的诞生。其自序标明了创作时间与缘起：“淳熙丙午，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野外即事，辄书一绝，终岁得六十篇，号《四时田园杂兴》。”序言交代了三个重要信息：其一，身体好转，能够深入乡野；其二，久居石湖别业，全年追踪四季完整时序；其三，耳目所及，即事抒感，以短制捕捉日常片段，一年之内累积六十首绝句。

　　这部大型田园组诗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章，每章十二首。它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吴中乡村自春至冬的劳动生活和乡土风情的同时，还深刻揭露了农人遭受的沉重压迫，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相对完整地记录了江南农耕时序，是研究宋代农业和民俗的重要文献。春日的斗草、采桑、养蚕；晚春的荷花、牡丹、买茶；夏日的插秧、采菱、绩麻；秋天的打稻、秋社、赏月；冬季的藏谷、年末祭祀等田间风物、岁时节俗、劳动场面应有尽有，“纤悉毕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宋白长《柳亭诗话》），真实还原了农耕文明的本来样貌，具有文学与民俗史料双重价值。

　　第二，细致体察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延续其早年的民本思想。组诗一方面描绘了农村优美的自然景色，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幸福时刻。如《晚春田园杂兴》其十：“雨后山家起较迟，天窗晓色半熹微。老翁欹枕听莺啭，童子开门放燕飞。”春日喜雨滋润了农田，也滋润了农民的心田。诗人聚焦晨曦时分的一家农户，老人忙中偷闲，赢得了片刻的舒适，“欹枕”听起了黄莺鸣叫，儿童怜惜门前飞燕，开门让它离开，二者神态各异，生动形象，共同组成了一幅鲜明活脱的晚春“农家乐”画面。另一方面揭发了封建制度对农户的压迫，如《夏日田园杂兴》其十一：“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从中可以看到一颗正直的心在为当时的农民呐喊与哀叹。范成大早年任地方官时，便留心民生疾苦，写《催租行》讽喻封建官吏的盘剥；他退居乡间，则开始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将悲悯藏于平淡文字之中，形成了温柔厚重的现实主义底色。

　　第三，创立了别具特色的“石湖田园杂兴体”，建构了全新的田园书写范式。在范成大之前，古代田园诗存在三条分立脉络：一是《诗经·幽风·七月》为代表的农事诗，主要铺叙农业生产活动，真实展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和生活图景。二是陶渊明开创的隐士田园诗，重在描绘田园生活的乐与美，抒写个人的避世情怀和归隐之思。三是张籍、王建乐府中的田家讽喻诗，侧重揭露赋税压迫，以讽谏批判为主。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博采众长，将这三大系统绾合融通，使田园诗迈上了新的高度，正如钱锺书《宋诗选注》所言：“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

《菊谱》的编撰与重阳咏菊

　　范成大《菊谱》是宋代重要的花卉专谱。《四库全书总目·谱录》云：“《范村菊谱》一卷，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于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菊谱》记载了范村所植菊花的花色种类、培育技艺和品格气质。谱文简洁务实，兼具植物记录与文人赏菊审美；同时，菊还被看作隐逸的象征，“意度潇洒”和“萧散清绝”是《菊谱》推崇的两种审美标准，不仅代表着一种宁静淡泊的生命态度，也是一种人生修为的至高境界。范成大编写《菊谱》，蕴藏着自身归隐守静的精神寄托。

　　范成大所作《菊谱·序》云：“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说以谓岁华婉娩，草木变衰，乃独烨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虽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乐者也。”他认同的菊花“君子之道”包含卓然独立、不伍众草的风骨操守和心性淡泊、自得其乐的精神品性。又云：“其花时，秋暑始退，岁事既登，天气高明，人情舒闲，骚人饮流，亦以菊为时花，移槛列斛，辇致觞咏间，谓之重九节物。”菊花在秋高气爽、闲逸舒适的时节开放，文人雅士往往在重阳佳节以菊为喻，生发人生感慨。

　　重阳是我国传统的节令，素有登高和饮酒赏菊的习俗。是年重阳节，范成大作诗《病中不复问节序，四遇重阳，既不能登高，又不觞客，聊书老怀》云：“四时变迁翻覆手，百卉于人亦何有。骚客颠诗亦狂酒，强惜黄花爱重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面对世事沉浮、变幻不定，诗人正话反说，恰恰反映他对节序流转的过分敏感和对菊花的情有独钟，而与之相对的庸俗文人无非附庸风雅罢了。数日后，又作《重阳后菊花二首》云：“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过了登高菊尚新，酒徒诗客断知闻。恰如退士垂车后，势利交亲不到门。”重阳节过后，菊花开得光彩依前，但那些“世情儿女”“酒徒诗客”却不再来赏菊了。这就像士人辞官归隐之后，那些势利的亲友再也不上门拜访一样。诗中语带讥刺，言其非真正爱菊赏菊者，借菊花在篱边无人观赏的冷清来抒发深沉的人事感慨，直斥世态炎凉的势利小人。结合其辞官归里期间的生活实际，当非泛泛之论，而是历经宦海沉浮之后的切身体味。

　　综上所述，范成大的元命之年是其晚年心境转变的重要节点和创作抵达顶峰的时刻。若无元命之年岁首的自我审视和生命反思，其心态难以褪去庙堂焦虑，诗文无法达到冲淡沉静的艺术境界。该年也是中国田园诗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年份。古代田园诗至此创建了“全景式乡土书写”模式，完成了范式革新和成熟体系的确立。也正是这一年，范成大通过编撰《菊谱》与重阳节以菊自喻的方式建构了自洽的个人精神世界，为古代文人士大夫晚年的精神归宿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者：张振谦，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