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中国断代史”为何成于众手

　　近日，“极简中国断代史”十种（文津出版社）出版，收录八位史学家的著述，从上古到清代，连缀成一部中国小通史。这套书为什么以断代史形式呈现，又为何坚持成于众手？这与历史研究的学科分野有关，也与我个人的通史阅读与普及读物编选经历有关。

为什么是断代史？

　　这要先说清楚一件事：在中国现代史学里，“断代”不是降低难度的权宜之计，而是专业研究本身的常态。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按断代设置研究生方向，单是古代史就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这一格局一般认为承自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也就是说，史学训练从一开始就是分段的——学者先在一个断代里做深，再谈贯通。

　　但“通史”又是另一回事。西南联大也开中国通史课，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等都曾参与讲授，却多面向非史学专业，承担的是通识功能。钱穆的通史后来整理为《国史大纲》，雷海宗沿用清华讲义《中国通史选读》，吴晗长于专题、短于贯通，干脆拿胡绳（蒲韧）的《二千年间》当讲本。一位断代学者未必能轻松写通史，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学科规律。

　　顾颉刚1945年在《当代中国史学》里说得很直白：“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及吕思勉出，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即便如此，此后数十年间，主流通史仍是众手合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组织《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主持《中国通史》，皆有多人接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虽带独著色彩，身后也由蔡美彪等续完。

　　所以今天读通史，我反而更推荐“由断代连缀而成”的通史——每一位作者只在自己深耕的时段发言，连起来才既可靠又可读。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十三种即是此种思路，作者皆是断代名家，但那是皇皇专著，普通读者难有时间与基础一口吞下。我想要的，是更小、更易入门的版本。

　　我想起了自己的通史启蒙。大学时期，我在旧书摊淘到一些以前的中央党校理论讲义，包括吕振羽《中国历史引言》、裴文中《中国原始社会》、尹达《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向奎《中国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田余庆《秦汉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邓广铭《两宋辽金史》、韩儒林《元史讲座》、吴晗《明史简述》、郑天挺《清史简述》……薄薄一册一断代，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小通史。

　　2017年策划“新编历史小丛书”时，我就决定把这些耐读的断代史小册子纳入。遗憾的是，因资金和人手短缺，该丛书不足百种，断代史部分既有时代交叠，也有空白缺项。后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调研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我向他们推荐了这个系列——这些大家小书经过了时间淘洗，而在学科研究不断精细化的今天，很难再请到一位史学大家独力执笔写通史。

　　“极简中国断代史”十种，正是顺着这个想法来的。

成于众手的多方启示

　　在王子今教授和北京市宣传引导基金支持下，我策划了“极简中国断代史”十种：张传玺《中国上古史话》《春秋战国史话》、翦伯赞《秦朝简史》、吕思勉《两汉小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简史》《隋唐简史》、邓广铭《两宋辽金史》、韩儒林《元史讲座》、吴晗《明史简述》、戴逸《清史三百年》。八位作者都是各自断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我坚持这部小通史成于众手，还因为不同学者的写作，不仅传达可靠的基本知识，也启发我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观察和书写历史。阅读历史，还应帮助我们磨砺思考现实的方法。

　　作者群中最年长者吕思勉（1884—1957），上承梁启超的“新史学”，强调从社会各层面切入历史研究，尊重常识。他说：“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吕思勉重视国计民生、百姓衣食住行，坚持进化史观，这些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相通之处。《两汉小史》选自他的《白话本国史》，普通读者可借此一尝早期历史普及著作的水准。

　　唐长孺（1911—1994）也因《白话本国史》启迪走上治史之路，融合吕思勉的社会学视角和陈寅恪的实证史学传统。他在195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中明确提出：“解决历史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田余庆评价他“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都攻占了”。我第一次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读到董卓之乱后，袁绍军吃桑葚、袁术军吃蚌蛤，相隔一千七百多年，我童年的伙伴们依然用桑葚、蚌蛤，以及茅针、蒲棒等抵抗饥饿。这种平实中的活泼，让那时还停留在教材印象中的我，惊讶于历史竟有如此的穿透力。

　　翦伯赞（1898—1968）曾赴美学习经济，后转向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中国史纲》，被尊为“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秦朝简史》是从其全集中辑录的带有学术定谳性质的后期文字。他文章富有文学感染力，从秦的先世谈起，揭示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包容性，也和吕思勉一样注重在世界历史格局中考察中国历史。

　　韩儒林（1903—1983）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赴比利时、法国、德国留学。他学贯中西，西方汉学家常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尤其影响了他的研究。他深受陈寅恪、顾颉刚赏识，曾到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并参加禹贡学会，与谭其骧、吴晗、白寿彝、侯仁之等学会同人过从甚密。韩儒林强调，元史是一门国际性学问，研究者一定要首先了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自己的研究。其《元史讲座》在元朝建立、分化、灭亡，以及经济与交通等概述中处处提点元史研究的方法和文献参考。

　　邓广铭（1907—1998）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深受傅斯年、胡适、陈寅恪影响。包伟民在《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一文中回忆：“在先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大概是所有‘现代学问’中最重要的一种吧。”《两宋辽金史》以他196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课为基础，此次还附录了他1986年在“多学科学术讲座”上的演讲《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他明确提出“大宋史”学术体系，主张将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宏观研究方面，他强调并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在微观研究方面，他强调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这“四把钥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研究宋史必须兼及辽、夏、金的历史。

　　吴晗（1909—1969）受顾颉刚赏识，虽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是胡适的门生。《明史简述》前面有一篇概述，根据其中谈到的原有设想，此次再版增补了关于晚明“流寇”以及八股取士的内容。这两个问题，他当年因为时间关系没来得及讲，增补后可更完整地体现其理路。

　　戴逸（1926—2024）和张传玺（1927—2021）两位先生大致同龄，也是支持我策划“新编历史小丛书”的主要力量。他的研究由革命史溯及近代史，后来因吴晗的提点进入清史领域，蔚为大家。《清史三百年》是笔者根据他在清史纂修会议上的历次讲话编订而成，两次经过戴先生本人审定，大致采取了问题先行、与现实互动的讨论模式。

　　张传玺是翦伯赞的高足。他的学生岳庆平评价他“以秦汉史研究为重点，左右开弓，上追下连”。他在土地制度、古代契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专题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为中国历史普及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上古史话》《春秋战国史话》本来也是为“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撰写的，追求的就是基于学术研究的通俗。

极简，是新的开始

　　王子今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说：“断代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考察和说明的一种普遍的范式。人们要获得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认知，往往从断代史的阅读学习开始。”极简断代史体量小，顾及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助于减轻阅读压力。他还强调：“书题‘史话’‘简史’‘小史’‘讲座’‘简述’体现了名家平易近人的风范，其中四种使用‘简’字，可知也有意继承古人的‘简练’追求。”

　　这套书的编选以那些中央党校旧讲义为基础。为使篇幅相对均衡，此次再版的《春秋战国史话》《秦朝简史》《两宋辽金史》《明史简述》各有增补。最主要的变化，是更换了上古、春秋战国、秦汉和清史部分所选用的著述。近年来，考古和清史研究均有长足进展，这些部分的选编，也需要考虑相关研究的进展。

　　八位作者分属三代学人，都服膺唯物史观。这十本小书体现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传达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框架，也保有回望过往、透视当下的历史兴味，今天读来仍有启迪。理解这些著述所达到的学术水准，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有的品质。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著述带有一些鲜明的时代印记。其实，时代印记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读者不妨披文入情，因事就理。对于历史的追索者，我相信，读这些小书只是一个简便的开始。待有了真确的框架和常识，再接着啃啃那些百花齐放的大专著。

　　我也渴望今天的学者愿意“大家写小书”，为读者奉献全新的“极简中国断代史”。新著可以取法吕思勉、翦伯赞、吴晗、邓广铭等人文史汇通、神采飞扬的写作，融入今天更多的新材料、新观点，体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由前辈学人成于众手的“极简中国断代史”，仍然值得取法。

　　（作者：蒙木，系文津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