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善意成为候鸟的负担

　　【专家学思】

　　春秋时节，候鸟迁飞。不少城市的海滨与湖畔又迎来了一群群候鸟，这成为城市中动人的风景线。与此同时，游客向野生鸟类投喂面包、馒头、火腿肠等食物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人工投喂确实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常见的措施之一，其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能否被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运用。如何让公众的善意与候鸟的福祉同向而行，厘清科学投喂的边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命题。

　　随意投喂，首先损害的是鸟类的健康。小鱼、小虾、水生昆虫等天然食物富含蛋白质与必需微量元素，以此为食的鸟类通常更为健壮，且在繁殖年限与繁殖成功率等方面表现更佳。被人类食物喂得体形浑圆的候鸟看似壮硕，实则多是营养失衡造成的虚胖。面包、火腿肠等高碳水、高盐糖食物，营养结构单一，长期食用极易造成鸟类维生素缺乏、肾脏与代谢系统损伤。

　　更深层的伤害在于对候鸟行为与节律的改变。野生动物通常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一旦把人类与易得的食物画上等号，主动觅食的本能便会逐渐退化。对于候鸟而言，这种改变会直接干扰迁徙节律，过度依赖投喂、体态肥胖的个体可能在春季放弃北迁，滞留于并非适宜繁殖的越冬地，种群的繁衍由此被慢性削弱。类似的现象并不独见于鸟类，网红狼的故事亦广为人知。高原上的狼被喂得膘肥体壮、不再惧怕车辆和人类，最终命丧于滚滚车轮之下。公路边的熊拖家带口拦车乞食，在拦车获食、升级施压的循环中被一步步驯化，一旦投喂者散去，它们闯入村镇觅食的风险急速升高。人类随意投喂驯化的行为，透支了动物的野性，也将双方置于危险之中，这正是人类无序投喂野生动物带来的恶果。

　　投喂的冲击还会从个体扩散至生态系统与公共卫生。例如，在滩涂湿地，候鸟的捕食可以调控底栖动物的种群数量，促进物质与能量的自然循环，而食物引诱下的候鸟异常聚集，易使得大量食物残渣与集中排放的粪便进入水域，营养盐负荷随之上升，局部水体富营养化加剧，水生态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高密度、非自然的聚集同时放大了疫源疫病风险。候鸟是禽流感等多种病原体的天然携带者，禽流感疫情的暴发已屡见不鲜。而高密度候鸟聚集以及人与野生鸟类的近距离接触都可能进一步扩大禽流感疫情造成的感染规模和死亡数量，带来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当然，在极端天气阻断鸟类天然觅食通道之时，由专业机构实施救助性补饲，是必要的保护措施。科学的补饲有着严格规范，需以日常监测结果为依据科学布设投食点，由管理部门主导而非游客自发，针对不同物种或类群投放玉米、原粮或专用配方饲料，定点定量并尽量模拟自然取食状态，一旦天气转好、鸟类恢复自主觅食便适时退出，而非只是一时兴起的互动取乐。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应避免随手投喂，若当地允许投喂，也应当遵守规范，在指定区域使用合规的专用饲料，并在候鸟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方能达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从管理实践看，人工投喂行为需要科学评估、分类施策，而我国的制度供给正不断完善。栖息地质量，特别是食物资源是否充足，是支撑野生动物生活质量的第一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候鸟迁飞通道纳入保护范畴，强调对栖息地的系统性保护。同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切实加强鸟类保护的通知》也明确划出红线，禁止在候鸟迁徙停歇地以及越冬地随意进行投食和补饲，避免人为因素致使鸟类滞留或延期迁徙。

　　在这一方向指引下，各地也在人工投喂方面开展具有建设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积极探索。昆明把投喂纳入科学轨道，为越冬红嘴鸥制定补充饲料地方标准，设立投喂点、定向投放配方鸥粮；深圳则对投喂明确说不，特区公园条例也明令不得擅自投喂野生动物。一喂一禁，看似相反，准绳却是同一条，即鸟类的真实需求与栖息地的承载能力。

　　科学投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就其位、共同努力。管理与科研部门应加强对投喂行为的科学评估与监测预警，让每一次补饲都有据可依，让每一个投喂点都处于可控范围。公众应践行观鸟不喂鸟、不惊扰、不伤害，懂得不打扰是最深的温柔。传播平台亦应担起责任，不投喂的倡导需要流量助力，以爱为名的伤害不应被算法奖励。人与野生动物最好的相遇，是保持距离、各得其所。以科学划定善意的边界，让候鸟按自己的节律迁飞，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作者：贾亦飞，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