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鲜活笔触书写伟大长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诗句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长征故事也以不同的方式被不断书写。2026年的中国文坛掀起一轮记忆回潮，特别是各大文学期刊推出一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文学作品，以文学特有的审美视角、细腻笔触和人文温度，将悠远岁月中不同人物的命运遭际、不同视角的心路历程具象呈现，生动入微的历史细节直抵文学之心，在红色故事的叙事重构与语言锤炼中，为长征精神的弘扬、红色基因的传承谱写壮丽篇章。

突出创新表达和思想追求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散文、纪实文学作品突出创新表达和思想追求，展现作者关于长征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真实情感体悟。来自革命老区的李晓君，在作品《山河述说》（《人民文学》第7期）中，没有直接讲述自己耳熟能详的红军长征故事，而是巧妙地将开口讲述的主体转交给长征路上的山河风物，目送数万赣南子弟夜渡出征的于都河、承载着苏区妇女赶制草鞋支援前线缩影的春秀姑娘与警卫员谢志坚之间爱情信物的一双草鞋、在炮火纷飞中被红军鲜血染红的湘江水，以及地势险要的乌江、白雪皑皑的雪山、沼泽险恶的草地，不再只是静默的河山，而在诉说中“见证了一段伟大的历史”。肖勤《那河，那岸》（《人民文学》第9期）以拟人化手法，书写寒风刺骨的赤水河谷等待自己英勇疲惫的儿女们到来，在千年盐运的土城码头亲眼看到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露宿屋檐不入户、砸开盐仓给劳苦百姓分盐。百姓态度随后反转，当红军在与敌军作战中伤亡惨重、亟待渡河的紧急关头，土城人家家户户卸门板、解缆绳帮助红军连夜搭浮桥渡岸，文中反复出现的刺桐花不只是红艳夺目的红花，更是信仰之红、军民连心的“红军花”。同期刊出的龙一《长征小说与长征回忆录》，则以创作谈的方式回顾自己书写长征故事的渊源，讲述自己如何运用长征相关史实材料、如何让细节生长出人物，对长征题材创作进行实践层面的示范。

　　同时，有的散文以深沉笔触，将历史中的长征故事与寻访者的长征故事、长征如何书写的故事融会贯通，兼具历史深度与当下情怀。胡世宗《无敌的铁流——忆两次重走长征路》（《中国作家》第9期）以自己的两次重走长征路为切入，讲述他1975年赴云贵高原初探红军遗迹，1986年沿中央红军路线全程走访的故事。实地走访中他与各地文坛师友的交流、与金沙江上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的交谈、听瑞金老红军唱《国际歌》、听老红军讲沉马的故事、采访流落在长征路上的红军等，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作者如何寻访、怎样书写的具体情形。重走长征路由此不只是怀旧之旅，更是打捞闪光细节、挖掘人性之光的征程。

　　王龙《孤军探路的长征壮举》（《长江文艺》第9期），以副标题“红六军团西征实录”点明文章以战事推进为线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部队的将士们在困牛山宁可砸枪跳崖，也不愿误伤被裹挟的百姓民众，历经艰险终于实现胜利会师。作品对长征故事的讲述不是复述行军路线，而是聚焦个体生命中的一双草鞋、半截皮带等微末之物，在他们的悲欢离合、生死去留之间，汇入集体记忆的洪流，进而立住历史细节的实感。

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微光巧妙融合

　　相较于散文书写使长征故事有血有肉、生动鲜活，小说则以多维的叙事视角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微光巧妙融合，在历史真实与人情人性中呈现丰富立体的长征之路。20年前，欧阳黔森的《雄关漫道》中以宏大史诗的笔法记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壮举，他的新作《起来》（《当代》第5期）重点聚焦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期间，一位在动荡中艰难求生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冷小朵。类似的下移式叙事视角在其他小说中也有迹可循。陈斌先《北风那个吹》（《北京文学》第9期）以红军队伍中“传令排”的两名年轻战士为切入视角，稚气未脱、血气方刚的钱永义与孙德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但都在行军途中目睹战友们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经受残酷考验，在火线与山林之间的穿梭中磨砺成长。柳江南《兰芬的长征》（《中国作家》第4期）的主人公兰芬则是产后仅10天的女红军，刚刚分娩的母亲角色与革命战士的身份在“走”与“留”的艰难抉择中形成强大张力。女性的分娩、哺乳和产后虚弱的身体经验被写入其中，“休养连”这一特殊群体被关注，她们所面临的医药短缺、伤病员多、痛苦徘徊等情形也被作家以细腻笔触生动呈现。长征路上不只是充满紧张的战斗，红军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也是长征史的重要部分，历史细节由此兼具温情与神圣色彩。

　　多样的视角与丰富的意象交织，构成这些小说的典型特色。占巴《1935年的青稞》（《民族文学》第7期）以藏族老僧人的观察者视角展开。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北高原松潘，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帮助寺院救火、婉拒茶饭而吃野菜糊糊，以实际行动让藏族同胞由恐惧、戒备转变为信任。“青稞”意象贯穿小说始终，红军向寺院筹粮立下的“借粮木牌”被老僧人珍藏一生，长征路上的军民情深、汉藏同心的故事得以具化呈现。罗荣《回乡》（《星火》第3期）书写老红军老宋在赣南参军，长征途中因受伤与部队失联，最终落户陕北靖边，他计划返乡寻根，行前收到村民们热情送来的鸡蛋、馍馍和专门绘制的路线图，村支书让自己的女儿秀芝跟着照应，回到家乡却得知唯一的亲人姐姐已病故。信天游、长城调的歌声不断回荡在老宋的回乡途中，“江西春天有映山红，陕北夏天有山丹丹，都是世上最美的花”，寄托着老宋、秀芝等对赣陕两地的深厚情感。金光《山高水长》（《莽原》第4期）取材于长征途中为红二十五军带路突围的“军史布衣第一人”陈廷贤的真实事迹，小说叙事与正史材料交相辉映，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了山西籍货郎陈廷贤在挑盐卖盐中遇到红军队伍，冒着生命危险作向导，带领红军成功突围。军长程子华赠予的一张字条“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员了”，让他坚持自我严格要求。长征题材小说中的多维视角，使得长征书写不只是树碑立传、讲述将帅史诗，更多地将笔触转向每一片红土地上质朴的群众百姓、长征队伍中平实普通的士兵，他们的荣光梦想与信仰坚守，同样值得被关注、被看见、被书写。

在绵绵诗意之中传承长征精神

　　如果说散文因为思想深邃、情感真挚，将长征故事讲述得打动人心，小说以多样视角重构平民的长征叙事，那么诗歌则以激情昂扬的情怀、新颖别致的音律，让长征故事在言语与思想的萦抱中流动歌唱，长征精神也在或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中赓续绵长。《诗刊》第8期推出纪念专辑，这些诗作的抒情线索多聚焦于长征史上的具体物象，如万建平《一件羊皮袄的长征》中的“长征的路，比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还长/羊皮袄见证了为生而死的诀别/也经历了向死而生的奔赴”，周八一《重走长征路》中的“旗面上数不清的弹孔，每一个/都像星星，发出金色的光”，钟宇《祁禄山长征小道》中的“那群人向深林求索/一条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它蜿蜒曲折”……诗人们赋予羊皮袄、红色报刊、军旗、盐、铁索、小道等具体意象以丰富充沛的情感，表达物象背后的长征历程，长征留下的不只是冰冷数字，更是带着生命体温的物的印记。许淳彦《雪与火的回声》（《北京文学》第9期）以“夜渡于都，前路的静谧被吹散”“土冢旁开满无名野花”“草鞋也睡进大渡河的褶皱”“突围的雪落在岁月深处”来隐喻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从于都河集结出发，穿过硝烟炮火、风霜雪雨，历经艰难险阻，孕育着“少年的中国”的希望。同期刊登的熊游坤《雪山草地》除了描绘夹金山的孤独、大渡河的铁索、黑沼泽的绝望，更将笔触指向大凉山的阳光。长征路上不只是艰难险阻，汉彝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感也跃然纸上。

　　朗朗上口的韵律美和节奏感也是长征题材诗作的一个特点。亚男《红军标语》（《北京文学》第9期）中的“语言的号召力，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艾俊华《于都河》（《中华诗词》第8期）中的“一河星火昭青史，浩气凝碑与日长”，杨风雷《红军花》（《词刊》第8期）中的“红军花啊红军花，高贵圣洁遍天涯。每一朵花都是你的日月光华，我守望你迈开新长征步伐”等，从90年前的长征故事出发，将意象寄托与情感表达延伸至当下生活现场，信仰的远征仍在继续，在历史史实与现实交织的直抒胸臆中传递力量。长征诗歌作品中的长诗也别具风格。谢克强《一个人的长征》（《诗刊》第8期）以浪漫抒情的笔调聚焦一个普通士兵长征的经历，从与恋人的依依惜别，到成长为先遣队的勇士，随后渡过乌江、冲锋娄山关、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以小见大反映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具化为一名普通战士的心路历程。正如作者创作谈中指出，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不仅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最鲜明、最动人的精神图腾，也构成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情结”。郭新民《永远的长征》（《人民文学》第9期）深情地表达黄河水、草鞋、雪山草地所寄托的长征情结，呼吁铭记红军英勇卓绝的牺牲，深思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

　　无论是基于真切历史记忆与亲历体验的散文、非虚构作品，还是以多样叙事重构见长的小说，抑或情感迸发的诗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文学创作都以生动鲜活的笔触、丰盈饱满的细节彰显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长征路上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看见，潜藏于历史缝隙深处的人性之光也得以闪现，那些细致入微的山河风物情、红军信仰情、军民鱼水情和战友生死情等，在市井烟火的包裹中抵达人心、触动灵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长征题材文学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以恒久的力量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赓续接力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王 杰，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