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山河 笔底安澜

　　初登永定塔，是在布展之前。拾级而上，至第七层推开窗，风先扑了进来，然后我才看见那条河。它从西山的峡谷里奔涌而出，在鹰山脚下回身一转，第一次望见了平原，河面宽阔而平静，像是忘了自己从前的性情。它原叫无定河，一场山雨便能掀翻堤岸、吞噬田舍，康熙年间筑堤束水，才赐名“永定”。从“无定”到“永定”，写下的是一个民族对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期盼。

　　那天站在窗前，我忽然明白，在这样一座塔里，挂几幅好画是远远不够的。塔有塔的心事，河有河的心事，我要做的，是让笔墨把这份心事接住。展览的名称“定安澜”便由此而来——河要安澜，先得有堤；人要安澜，先得心定；而万家安澜，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让文字生长为图像

　　这些年，我的创作一直往返于文字与图像之间。一卷文字原是沉默的，可当笔锋触碰它们，纸面上便起了风。文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血脉，书法则是与文字本身直接关联的艺术。书法不只是被阅读的，它也可以被观看、被栖居：一行行字可以生长为树木花草，汇聚为云海波涛，或是构筑起一座庄严的塔。书与画本是同一条河里的水，我想做的，不过是让这条河换一种方式流淌。

　　这条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2024年在云居寺，我第一次用手指抚过那些刻了一千多年的石刻文字，刻痕冰凉，却分明带着书写者的体温。2025年在大同云冈，我在北魏造像的衣纹与题记里，看见了刀与笔的相通，“金石可镂”四个字，是云冈教给我的。展中两幅七级宝塔，全由一个个小楷字搭建而成，塔有轮廓，有层檐，字必须顺着这些形状排布。字距稍密，塔身便显得沉重；行气稍断，层檐便塌了下来。字的疏密，就是塔的明暗；行的起伏，就是檐的翘角。我在小楷里追慕隋人含而不露的古意，也时时想起弘一法师笔下的那份静，只有笔意沉静，这样细密的结构才立得住。

一层向内，一层向外

　　塔中办展，与美术馆大不相同。永定塔是八角形的，四面开窗，光线随着时辰流转,登塔本是一个向上的过程，人的心境也该随着台阶慢慢转换。于是七层名为“心迹·守定”，是向内的，如人面壁。这一层以书法为主，诸子百家的经典、古人的诗句在纸上或疏或密，有的结成宝塔，有的聚为树形，墨色在浓淡之间呼吸。人走进来，便不自觉地放轻脚步，心也就慢慢收了回来。

　　八层名为“心画·安澜”，是向外的，如广种福田。在这里，文字从纸上站了起来——它们生长为枝干，枝丫间栖着云朵；它们汇聚为波浪，浪尖上开着莲花；白象从云霭中踱步而出，驮着人们的祈愿。我把庄子的《逍遥游》通篇写成一尾鲲，让它高高地游在天际，下方是茫茫的水。远看是画，走近了才发现，那鳞片与波纹原是一个个字。从七层走上八层，像是从一间静室走进了旷野，先有一己的安定，才有万物的安然。

　　展厅里最让我挂念的，是那两件高悬的绢帛扎染《水云间》。绢布浸入染缸时，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母亲制衣，河水穿过她的指缝，带走又带来。如今我用线将布匹扎束，让靛蓝顺着褶皱攀爬，这是没有笔的书写，线与褶皱代替了笔锋。当布匹从高处垂下，风从窗口吹进来，蓝色的波纹微微晃动，窗外远处便是永定河。塔内一条河，塔外一条河，一条是画出来的，一条流了千百年。

从石窟到高塔

　　常有人问，同一个艺术家接连在不同的地方办展，是不是只是把作品搬来搬去。我的体会恰恰相反：空间一变，作品要对话的对象就变了。在云冈美术馆，作品与千年文物并置一堂，对面坐着的是历史；到了永定塔，作品对面坐着的换成了山河。这片土地正在建设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窗外西山如黛，长河如带，作品要做的，是与风景彼此成全。那幅《乘象飞波》两次都在展中，同一头白象，在云冈仿佛刚从石窟里走出来，在永定塔却像要踏着河波，往窗外去了。去年八月，我带SOS儿童村的孩子们走进云冈，让他们亲手拓印画中的飞象。一幅画可以挂在美术馆里，可以悬在高塔上，也可以变成孩子手里的一张拓片——它在哪里，就和哪里的人说话。

　　有时我凝望那两座文字之塔。塔是直的，稳稳扎进地面，可每一层飞檐都微微翘起，仿佛随时要飞升而去。真正的安定，原需要河与岸彼此成全，传统与当代也是如此。守住汉字与笔墨的根脉，又让它在今天的空间里生出新的枝叶，这是我理解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本分。

　　做了这么多年美育，我越来越相信，文明的真意既在典籍的字句间，也在孩童第一次握笔时的战栗里。一笔一画的传承，终将汇成文化自信的长河。所谓“定安澜”，是一己心境的澄定，也是对山河无恙、家国长安的祈愿。愿每一位登上这座塔的人，都能在笔墨间得一份澄定，愿永定河永定安澜，愿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

　　（作者：郑勤砚，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