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让墙诗及其处世之道内蕴

　　在中国，清康熙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所写的让墙诗，以及相关的六尺巷故事，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诗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由于该诗题写于家书之上，故无诗题，后人称为《让墙诗》《六尺巷诗》等。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和六尺巷的轶事，最早记载的文献是后期桐城派代表人物姚永朴的《旧闻随笔》，书中对张英回信的诗句与六尺巷形成的记录较为详细：“张英居桐城，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书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三尺，遂成六尺巷。”姚永朴为教育家、经史学家，曾任国立东南大学、安徽大学教授，记载应该可信。此后光绪年间的《桐城县志》和民国时期《桐城续修县志》也都有记载，只是不如《旧闻随笔》具体。实际上，中国最早的“让墙诗”（也称“侵宅诗”“让墙基”）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作者杨玢。此人曾在前蜀朝中为官，前蜀灭亡后归附后唐，官至工部尚书。杨玢长期在外做官，故长安的旧居宅基地多遭邻里侵占，为此，子弟拟写诉状呈送杨玢。杨玢读后，在状纸末尾写了题为《批子弟理旧居状》的诗，加以劝阻。诗曰：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

　　含元殿系唐代著名皇家宫殿，建于唐高宗时期，是唐长安城大明宫的正殿。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军阀朱温为了彻底控制朝廷，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下令烧毁宫殿，含元殿化为灰烬。杨玢以此诗劝诫子弟，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看待宅基地被占，不必与邻人计较。若想不通，不妨到含元殿的殿基上望望，当年繁华富丽的宝殿，而今荒草离离。此事与杨玢的诗在北宋真宗朝著名文人杨亿口述、门人黄鉴笔录，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笔记小说《杨文公谈苑》，及南宋洪迈撰写的史料笔记《容斋随笔》等宋代文献中都有记载，只是个别词句略有区别。杨玢的这首诗还被收录在《全唐诗》中。

　　到了明代，这种让墙诗在文献中记载得更多。明末清初小说家、掌故笔记大家褚人获的《坚瓠集》，记载有苏州府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的杨翥（1369—1453）的让墙诗及相关故事：“吾郡杨仲举翥，德冠一时。邻家构舍，其甬溜滴其庭。公不问，家人以为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之句。”完整记录这首《侵宅诗》的是晚清知名文学家、笔记家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诗云：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

　　清张师载《课子随笔钞》卷四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江西进贤人、明正德丁丑科状元舒芬（1484—1527）写诗教育儿子给邻居让墙的故事：“江右舒状元芬在翰林时，其子数寄书，曰邻人每岁占墙址不休。芬览书，题其尾曰：‘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计，今见城墙不见王。’封寄归。邻人闻之，咸服盛德，自毁其墙，两相推让焉。”晚明理学家、诗话家叶廷秀的《诗谭》中则记载嘉靖、隆庆间内阁大学士郭朴（1511—1588）劝说其父土地轮转、不必与邻争墙的七言诗：千里寄书只为墙，严君何事苦忙忙。地过千年换百主，让他一步有何妨。

　　清同治年间刊刻的《德兴县志》记载，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名臣孙需（1443—1512），“族人因山与余姓墙连界，讼结数年。族人以书达公，告以讼故。公寄诗晓之”曰：闻道西邻侵我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咸阳宫殿萋萋草，尽日无人属夕阳。这首让墙诗也是以秦朝咸阳宫的萋萋荒草为喻转告家人忍让为高。

　　此外，乾隆《孝义县志》还载有孝义人、嘉靖至隆庆年间朝廷重臣霍冀（1516—1575）所作的让墙诗：千里捎书为堵墙，再让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何以不见秦始皇？

　　霍冀比张英早一百二十多年，但此诗《霍冀文集》和明代府志、县志均无记载，只是民间传说。比如孝义市人民政府官网记载的民间传说是：霍冀族人营宅，与邻争墙基，驰书京师，希望霍冀依仗官势压服邻居。岂料霍冀看了来信，惟题诗一首付回。族人得诗，大惭，自退三尺。邻人闻尚书有诗戒家人退让，亦自让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巷子，邑人号曰 “仁义巷”。显然，这首与张英相似的让墙诗为霍冀所作证据不足。

　　地方民间故事中也有让墙诗。比如山东济阳人、曾任京官的董笃行的让墙诗，该诗写得较为幽默：千里捎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两墙又何妨。

　　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些让墙诗，均出自在外为官的士大夫之手。史料记载，这些诗不仅流传极广，且劝解的效果都很好：舒芬的邻人听闻让墙诗，主动退出所占土地，当地多了一条“让墙巷”；杨翥的诗，使得占地界的邻人愧而退让；郭朴寄诗劝说父亲与邻为善，以忍为高，化解了两家矛盾；孙需的族人收到寄诗，因墙界与西邻连年不断的争端便“讼乃解”，从此两家和睦相处；山东济阳的董家与邻居更是因董笃行的劝谕诗而各让两墙之地，形成了比六尺巷更宽的“仁义胡同”。这些让墙诗，语言质朴，寓理深刻，读来给人启迪与教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处世文化和中华民族浸润千年的处世智慧。

　　首先，洞明世事、轻利重德的价值取向。“世事洞明皆学问”，不同时代的让墙诗作者，以“万里长城”“含元殿基”“咸阳宫殿”等历史意象，从世事变迁中深刻地体悟出纵使帝王霸业盛极一时，也终成秋风荒黍、衰草萋萋的道理，并以古喻今，告诫家人子弟权势与财产皆是过眼云烟，浮华不过转瞬即逝的身外之物，争逐名利没有意义，唯有宽厚仁善的品行才能长久，德本利末的价值排序才是处世的最高境界。

　　其次，宽容仁善、谦退忍让的旷达襟怀。宽容仁善的谦让观，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重要内涵。早在三千年前《周易・谦卦》中就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地位尊贵而能谦逊待人，不骄不矜，则更显德行光明，即便身处卑位也不会被人轻慢冒犯，这正是君子立身守道的至高境界。上述让墙诗的作者无不心态旷达，视邻里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训示家人宽容谦让，以自身德行感召对方，邻里之间也因之“谦则和、让则安”，剑拔弩张的矛盾在仁善共情中自然化解，传承、弘扬了谦恭礼让、守望相助的理念。

　　再次，以和为贵、天高地阔的处世智慧。中国传统社会重视邻里关系，崇尚以邻为伴、睦邻友好理念，根源于中国传统家国一体观念所倡导的家文化。家训族规无不告诫子孙与邻为善，相互扶助，不得恃势欺邻，权压百姓。多数让墙诗作者都是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却不恃权凌民，他们深知“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唐代宰相张九龄语）。家庭的治理、家风的培塑，原点在家庭。他们通过一首言浅意深的小诗，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宽厚、忍让、平和的处世哲学，不仅成为家族代代相传的家风内核，而且由此辐射到乡邻闾里，渐而放大到社会，涵育了村风、民风。恰如康熙朝刑部尚书魏象枢所言：“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一户一族的淳良家风、睦邻高义，发挥了以德化人、濡染当地民风和社会风气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让墙诗，言近旨远，将中国传统处世道德和“温良恭俭让”理想人格做了最通俗、最生活化的诠释，体现了中华民族先贤处世文化的博大智慧，在今天仍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镜鉴价值。

　　（作者：陈延斌，系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