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技术”，让监督更有力

　　【法眼观】

　　涉案人员生产、销售了210万余具伪劣灭火器，却在案发前销毁账目，导致涉案货值金额最初仅能认定46万元。

　　为恢复被销毁的账目数据，2025年，四川省南充市某县人民检察院启动自行补充侦查。随后，南充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查扣的电脑、手机开展电子数据提取和恢复，破解加密文档，获取关键数据20余万条。结合司法会计鉴定，认定销售金额为5395.16万元。这一认定得到法院采信。

　　从被加密、删除的电子数据中还原犯罪事实，到借助专业技术审查辨别证据真伪；从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线索，到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调查取证……自2024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技术工作的意见》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共办理技术案件26万余件，检察技术逐渐成为检察办案的标准配置和重要保障。

　　检察技术工作以检验鉴定、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技术协助为主要职责，为检察办案提供证据和技术支持，服务高质效检察履职办案。面对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等新技术实施的新型违法犯罪，检察技术又如何辅助办案？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发现线索

　　十月的南四湖烟波浩渺，芦苇摇曳。2021年，最高检针对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问题，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经过数年的系统治理，这里的生态环境已然换了模样。

　　南四湖由微山湖等四个相连湖泊组成，流域横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系统治理前，流域生态环境受损严重。2020年8月汛期，流域多个断面出现Ⅳ类至劣Ⅴ类水质。

　　办案之初，寻找污染点位成了首要难题。南四湖水域面积达1266平方公里，污染源却十分隐蔽，偷排、暗管、养殖网箱散布在广阔水域，靠人力巡查无异于“大海捞针”。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检首次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南四湖全域污染问题进行大范围的快速筛查，共找出256个重污染点位。办案组综合分析后，围绕重点线索开展实地核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卫星遥感可以还原污染演变过程，为溯源和责任认定提供了客观依据，还可以持续跟踪核验治理成效，让整改效果看得见、算得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从“专案应急”到“平台常态”，遥感技术正成为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的重要支撑。

　　2025年，最高检建成国家检察遥感应用服务平台。“检察官通过平台即可实现卫星遥感影像的‘即查即看’、破坏面积测量和历史回溯，构建了‘高效筛查—快速核查—损害评估—多源印证’的取证闭环。”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地市级以上检察院，累计处理卫星遥感影像1万余景，辅助办理了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等一批公益诉讼案件。

　　生态环境受损有迹可循，犯罪行为隐匿无形。面对深藏在海量数据背后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实现对隐匿犯罪行为的精准穿透。

　　在医保诈骗案件中，一些药店为谋取不法利益，收购、租借他人医保卡，通过虚开药品、虚开治疗项目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从鑫莎介绍，为规避结算频率限制，涉案医保卡不仅在涉案药店被“空刷”，还会被拿到其他药店继续“空刷”。由于已查证的药店数量有限，案件可能存在漏罪漏犯。

　　为精准打击骗保行为，检察机关构建“医保空刷诈骗数字监督模型”，先根据已掌握的涉案医保卡结算记录，筛查可能存在空刷行为的药店，再根据药店结算记录反查可能参与空刷的医保卡持卡人。

　　“通过数据碰撞，我们发现了大量监督线索，并通过立案监督、追诉漏犯、追加漏罪等方式开展法律监督。”从鑫莎说，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已累计追回被骗医保基金上千万元。

从“看材料”到实质审查证据

　　2025年2月，耿某某因感情纠纷网购毒物，将其投入饮料后邮寄至前女友住处。没想到，饮料却被前女友的同住人误饮，导致中毒。经抢救，两名被害人脱离生命危险，后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难题接踵而至。耿某某辩称，自己控制了投放的毒物剂量，并无杀人故意。主观故意如何证实？投毒剂量是否足以致死？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定性与量刑。

　　答案藏在电子数据和毒理学证据中。在耿某某的电脑中，检察技术人员提取到一份已删除的历史备份文档，其中记录了其预谋杀害前女友的全过程，包含毒物选购、饮料掺毒、快递邮寄、事后销毁证据等计划，直接证实其具有杀人故意。法医则依托毒理学证据，推断出被害人实际摄入量已达致死剂量，存在较高死亡风险。

　　电子数据与法医专业协同发力，让“看不见的真相”转化为法庭上“看得见的证据”。2026年3月，耿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很多案件之所以疑难，不是因为案件事实完全不存在，而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事实隐藏在专业壁垒之后，普通人难以理解，也难以直观判断。”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检察技术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专业分析、科学论证和可视化呈现，把复杂的技术问题转化为法官、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事实依据，从而提升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增强裁判说理的说服力。

　　全国检察机关两年多来办理的26万余件技术案件中，技术性证据审查案件超14万件，占总量的一半以上，技术协助案件11万余件，也明显高于检验鉴定案件的1.1万余件。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检察技术工作已不再局限于检验鉴定，而是更加重视对已有技术性证据的实质性审查，重视在检察办案中提供全过程的技术支持。”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负责人指出，尤其在伤害类、交通事故类、保险理赔类、环境损害类案件中，鉴定意见专业性强、技术门槛高，检察官单凭法律专业知识有时难以直接判断其科学性，检察技术人员的介入能够有效弥补专业知识的短板，提升证据审查的实质化水平。

　　在一起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监督系列案中，祖某萍、徐某娟等12人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为获取高额保险赔偿，会同他人篡改病历，刻意夸大症状，违法取得十级精神伤残鉴定意见，累计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130余万元。

　　检察法医在批量审查中发现，同一鉴定机构出具的多份伤残鉴定存在共性异常，围绕精神伤残等级构成要件开展实质审查，推动重新鉴定。重新鉴定后，原伤残鉴定均不成立，相关民事裁判依法得到纠正。

　　对技术性证据开展实质审查，有助于检察技术人员帮助检察官发现证据瑕疵、识别疑点，避免有问题的证据影响案件事实认定。

　　2024年以来，江苏检察机关技术辅助办案45270件，纠正瑕疵、错误鉴定790件，其中刑事案件724件，并为49件抗诉案件提供关键支撑。四川检察机关通过技术性证据审查发现案件瑕疵率为13.86%、存疑率为4.11%、纠错率为1.93%。

从解决传统难题到应对新技术挑战

　　随着科技发展，检察技术人员不仅要解决指纹、痕迹、死因、伤情鉴定等传统技术问题，还要面对电子证据、环境损害、深度伪造等新类型案件的技术刚需。

　　2025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被告人罗某某、姚某某等人从网上下载他人原创美术作品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批量生成图片，并制作成拼图销售牟利。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对涉案3个硬盘、56张光盘中的TB级电子数据进行技术性证据固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科技前沿，办案时尚未有刑事判例可以参考。”承办检察官仇怡然介绍，“为还原犯罪过程，我们委托检察技术人员对被告人使用的AI软件进行技术溯源。”

　　检察技术人员采用“操作模拟”的勘查模式，重现涉案AI模型的工作原理：被告人无需进行原创性输入，仅通过调整模型中预设的“重绘幅度”“文本提示词引导强度”“正反关键词”等参数，即可生成一幅幅去掉作者水印、与原作“相差不大”的图片。

　　“查明AI模型的工作原理以及具体应用过程，厘清了这起案件的侵权本质；电子数据勘验则进一步夯实了证据基础。”仇怡然说，针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实质相同”的认定、演绎作品的认定以及犯罪数额计算等前沿问题，检察机关先后三次邀请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论证，增强法律适用的说服力。

　　最终，罗某某、姚某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其他被告人、被告单位也被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当前，技术滥用不仅成为实施新型犯罪的作案工具，也对证据审查带来严峻挑战。监控视频、通话录音、聊天记录截图、转账凭证截图等过去证明力较强的关键证据，如今都存在被深度伪造的可能。一旦证据真伪存疑，其证明力就无从谈起。

　　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面对新型挑战，检察技术部门一方面加强检验鉴定能力建设，推动传统鉴定方法与新型检测技术有机结合，从帧序列连续性、生物特征一致性、光照逻辑合理性、AI算法痕迹特征等多个维度综合研判，精准识别伪造痕迹；另一方面筑牢技术性证据审查防线，对案件涉及的电子数据、声像资料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协助检察官甄别证据真伪，严防可能存在瑕疵的“带病”证据进入诉讼环节。

　　“我们将持续深化‘法律+技术’深度融合、双向驱动，不断提升检察机关检验鉴定、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技术协助等核心能力，筑牢维护司法公正的技术防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张文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