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与宋代植物谱录本草知识的生产

　　宋儒在认识论领域倡导的“格物致知”命题，指穷究外物之理以获取真知的认知方法，它揭示了宋代知识生产的普遍规律。宋代植物谱录本草知识的生产也遵行这一哲理性纲领。四库系列丛书存有13部宋代植物谱录，所记载的对象涵盖笋、牡丹、荔枝、芍药、菊、橘、梅、兰、菌、海棠等植物，均为本草典籍收载的药物。这些药用植物专志，参与了中国本草知识体系的构建，至今依然发挥作用，堪称中华文明活态传承的根基性知识。宋代植物谱录的价值不仅在于药物知识的积累与创新，更在于它在本草知识生产过程中，践行并丰富了“格物致知”的认知范式。

格物致知与本草旧说的裁断

　　格物作为主体的探究与辨析行为，必然涉及对既有之“知”的审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将“格物致知”细化为“即物而穷其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求至乎其极”，已包括此层含义。前代本草文献记载的部分花木知识，或因辗转传抄而失真，或因品种混淆而笼统，或因记载矛盾而抵牾，形成了认知遮蔽。宋代植物谱录对本草旧说的裁断，有助于在共识的裂隙处寻找突破，在分歧的焦点处建立新的认知。

　　“以验正讹”是裁断本草旧说最为直接的方式，其核心在于以亲身观察与验证作为判断文献记载真伪的尺度。北宋赞宁《笋谱》对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的驳正即为典型案例。赞宁以亲验为证，批驳陈藏器所谓“苦笋不发病”，指出苦笋冷毒尤甚。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已阐明笋性寒，动气发冷症，不可多食。苦笋为何冷毒尤甚？赞宁是依据苦药性寒及其亲验推断而出。他认为苦笋最宜久煮，以之作为去除苦笋的冷毒之法，此说成为后世本草学的定则。

　　“以疑破蔽”是以逻辑辨析作为裁断本草旧说的工具。“疑”是“格”的一种形态，即主体以理性审视既有知识、于无疑处生疑的思辨能力，它穿透旧说的表层叙述，追问事物的本真之理。南宋范成大《范村菊谱》对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质疑，是此种裁断方式的体现。陶弘景立有两说：一谓味甘者为真菊、味苦者为苦薏，二谓白菊治风眩。陶氏只以药味甘苦作为判断菊之真伪的依据，而白菊味苦，按其逻辑应归入苦薏之类，并非真菊，不当有治风眩之效；既言其效，则白菊又当为真。范成大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逻辑矛盾，提出自己的裁断方案。他不只以甘苦为判断药性的依据，既肯定甘菊可食可药，亦主张白菊虽不可食但可入药治头风，从而化解了旧说的逻辑悖论，在品种分类与功效指向之间建立了新的对应关系。

　　“以类分殊”是以本草品种分类为解释工具，将看似对立的文献记载纳入新的认知框架，从而实现本草知识的细化及整合。这种从“类”到“种”的认知细化，正是格物“益穷”的体现，即在已知基础上持续追问、不断深化，直至抵达更具解释力的知识形态。本草旧说中有一些僵化认识，相当一部分源于品种差异未被充分认知。如五代李珣《海药本草》记载荔枝味甘、酸，而北宋初年官修的《开宝本草》记载其味甘，后者渐成本草学的共识。北宋蔡襄《荔枝谱》对不同品种荔枝之味有细致描述，如“江绿”味少淡、“蜜荔枝”纯甘如蜜、“大丁香”味微涩。依据传统药味理论淡味附于甘、涩味附于酸的逻辑，可知蔡襄对荔枝之味淡、涩的描述可归入甘、酸的大类，既佐证李珣之说不诬，又从品种差异的角度重构了对荔枝之味的认知。

　　综观宋代植物谱录对本草旧说的裁断，可知其依据从文献逐步移向经验与逻辑。“以验正讹”确立了实践对文献的优先性，体现了“亲验”的格物精神；“以疑破蔽”确立了理性对权威的超越性，体现了“审辨”的格物品格；“以类分殊”确立了品种分类对笼统共识的修正力，体现了“益穷”的格物路径。三者在方法论层面呈现了格物致知的认知追求。裁断旧说，不是为否定而否定，而是为了在旧知的基础上建立更可靠的新知，这正是格物致知从“破”中求“立”的认识论逻辑。

格物致知与谱录本草新知的类型

　　与前述对本草旧说的裁断不同，宋代植物谱录还有更重要的本草学贡献，即不依傍前代本草书，提出原创性见解，被后世本草经典引用，实现了从谱录文献到本草经典的跨文体、跨时代传播。宋代植物谱录所载的本草新知，并非孤立的零散信息，其中对药物的名实之辨确立认知对象，形性之识深入物性差异，地宜之究拓展空间维度，效用之验完成实践验证，四者依次递进，构成了从识其名到知其用的本草致知过程，也涵盖了谱录本草新知的四种类型。

　　“正名致知”与药物新异名。正名是致知之始，名实相符方能展开有效探讨。前代本草书对药物异名的记载往往零散而随意，如牡丹仅有鼠姑、鹿韭、百两金数种异名。宋代植物谱录对这一问题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将三十余种牡丹名称纳入一套命名规则体系，“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延州红、潜溪绯、玉板白、叶底紫等不再是孤立的异名，而是分属特定的命名逻辑。这一归纳使纷繁的品种名称获得了可理解、可类推的结构秩序，对本草知识传承具有深远意义。

　　“辨形致知”与药物新品种。辨形是格物的深化，形态细分方能深究物性差异。药物品种的识别是正确采药、用药的前提。宋代植物谱录恰恰长于对同一类药物的不同品种进行系统性的形态描述与特征区分，范成大《范村梅谱》即为典型代表。该谱详细记载了江梅、消梅、绿萼梅、重叶梅、红梅、杏梅、鸳鸯梅等多种梅花品种的形态特征，每一品种均有具体的识别依据。如江梅的辨识要点在于其“遗核野生，不经栽接”的原始种源属性，以及“花稍小而疏瘦，有韵，香最清，实小而硬”的形态与性状特征；消梅的辨识要点在于“其实圆小松脆，多液无滓”的果实性状，以及“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的用法指向。这些品种信息是前代本草书未载的，后来皆被《本草纲目》征引，成为梅花类药物形态识别的重要依据。

　　“定域致知”与药物道地性。定域是格物的拓展，将物与域进行空间关联方能理解物质成因。药物道地性是特定产地对药材品质的决定性因素。前代本草书对道地性的表述往往停留在某地出产某药为佳的笼统层面，往往缺少具体的品种依据。宋代植物谱录以其对品种的精细品第，为道地药材提供了具体的品质描述。南宋韩彦直《橘录》以温州诸邑所产柑橘为天下之冠，而泥山所产真柑又为温州绝品。谱中对真柑及其他柑、橘品种的形态特征逐项记述，其细致程度远超此前本草书。宋代谱录对道地性的品种确认，不仅弥补了前代本草书的不足，更为后世经典的道地药材体系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

　　“验效致知”与药物新功效。验效是格物的完成，临床有效方能为本草新知提供最终确证，这也是本草知识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宋代植物谱录在这方面亦多有贡献。南宋陈仁玉《菌谱》记载的松蕈有治小便失禁的功效，这是前代本草书失载的。经历三百余年漫长的被忽视的过程，至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菌谱》的说法，松蕈的治疗功效才被本草学重视起来。这恰好说明了传统药学知识是在各种专书杂录之间辗转流传，经受检验，慢慢沉淀而成的。

格物致知与谱录本草知识的生产机制

　　宋代植物谱录中的本草知识，其生成并非简单的文献沿袭或经验汇编，而是在“物理之学”大兴的时代风气中，以多源文献为基础、以谱录文体为框架、在多重动力驱动下经历审美演化并最终指向临床实效的知识生产过程。格物致知作为认知范式，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宋代儒学既有阐释经义的义理之学、探究人性及天命之理的性理之学，也有研求外物规律的物理之学。物理之学以格物致知为主要手段，赋予宋人一种普遍的知识取向，即追求多方印证、广参博采，以求对事物之理的全面把握。宋代植物谱录多元化的文献采撷，正是这一取向的具体实践，它突破了医家典籍的封闭圈，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皆成为本草知识的来源及佐证。如南宋陈思《海棠谱》采撷诸家杂录，汇次唐以来诸人诗句，其中既有专门的花木谱记，又有笔记杂著、诗话总集、地方志乘等。海棠在本草书中本非显药，但是经过陈思对海棠文献的广采博收，其品种、典故、吟咏、栽植之法粲然备具。宋代经济发展、出版业兴盛、博物风气盛行，构成了大规模采集、整理与传播本草知识的外部条件。加之文人宦游、贬谪带来的地域流动，为采集地方性药物经验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北宋王观任职江都（今江苏扬州）而“莫不详熟”扬州芍药，他据其所见所闻撰写了《扬州芍药谱》。

　　格物所获之“知”要超越个体认知，上升为可供传播的共识，需要有标准化的描述。谱录以特定的分类框架和叙述格式，为知识积累提供了可遵循的规范。作为一种专志，植物谱录要求对某一类花木的名称、品种、颜色、形态、性味、功效、种植、采集、加工等信息进行系统性记录。此种文体结构将散乱的经验信息纳入有序的叙述框架，从而将本草信息重塑为完整的知识形态。

　　宋代植物谱录本草知识的更新，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文献内部的分歧构成了认知冲突的源头。《神农本草经》记菊花味苦，《名医别录》记菊花味甘，二说不同。这些权威文献内部的逻辑裂隙，迫使后人重新辨析、提出新解。南宋史铸《百菊集谱》以白菊味苦、黄菊味甘之说调和经、录之争，正是文献内部张力催生本草新知的典型案例。其二，亲验实践对书本权威的超越，构成了更强劲的知识更新动力。南宋赵时庚少年时即对兰花“目不能舍，手不能释，即询其名，默而识之。是以酷爱之，殆几成癖”，凡听闻有兰花新品，就喜而求之，他所作的《金漳兰谱》是他30年种植、品鉴兰花的成果。谱录作者从本草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生产者，其身份转换的核心机制正是眼见为实对书载为信的实践突破。一地之特产、一域之经验，经由亲验观察而载入谱录，传之四方，影响后世。

　　格物致知在宋代谱录本草领域的实践是将“理”与“情”熔于一炉的知识创造活动，有别于西方自然志传统中认知与审美分离的模式。宋代谱录作者并非专业本草学家，他们以莳花艺草为寄情遣兴之资，由此激发了对花木的高度专注与格物兴趣。诸如范成大以菊为“重九节物”而移槛觞咏，赵时庚植兰“非徒悦目，又且悦心怡神”，他们对花木的探究正是审美精神的自然延伸。菊之隐逸、兰之高洁、梅之孤傲，这些人格的审美赋予，更使药物知识升华为兼具认知价值与文化意涵的符号，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

　　阐明药物的临床实效正是格物致知“至极”的追求。赞宁论笋“利大小肠”、韩彦直记枸橘治中风便血、陈仁玉载松蕈治溲浊不禁等功效，之所以具有知识价值，正因其取验于临床的实用性。这些内容被后世本草书采纳，也是基于此。相反，谱录中服菊成仙、食荔枝成仙的荒诞记载，因其背离了临床实效，逐渐被历史淘汰。

　　整体而言，宋代植物谱录本草知识的生产兼容博物观察与人文意趣。它在辨品与穷理之间完成了对“格物致知”观念的实践，使之开显出亲验与思辨的方法论形态，呈现正名、辨形、定域、验效的认知层次，拓展为多源互证、规范著录、情理交融、讲究实效的知识生产范式，从而丰富了“格物致知”的理论内涵，开辟出本土药物知识生产的新路径，为重写以本草书为主体构建的中国本草史提供了历史启示。

　　（作者：周云逸，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13世纪中国本草知识的域内传播研究”负责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