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巴以政策的转向与困局

　　【国际观察】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力”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

　　事实上，这只是英以近一段时间以来博弈交锋的一个最新插曲。米利班德在一个月前就宣布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等服务。首相伯纳姆为此举辩护，称“领导力意味着在不公正之处采取行动”“在这个困难而危险的世界里，英国必须表明立场”。显然，英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正从斯塔默时期相对谨慎的立场转向更具批判性和主动性的姿态，其中有着诸多现实的政治考量。

　　在工党内部，巴以问题一直是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工党在历史上长期支持以色列，随着近些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占领持续，工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具批判性的声音，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巴勒斯坦一边。2015年科尔宾出任党魁后，工党大幅左转，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并严厉批评以色列。2024年，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试图与“极左”路线切割，修复与犹太社区的关系，甚至还专门设立机制处理反犹问题。但与此同时，斯塔默也恢复了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并于2025年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显然是一种左右逢源的姿态。

　　然而，这些渐进式调整无法平息工党内部的争议。2024年11月，工党政府提出拒绝支持巴以立即停火，结果10名前座议员愤而辞职，三分之一的工党议员违抗党鞭指令。到2025年，工党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深，18名前座议员公开支持停火，并与约60名后座议员一起形成了对斯塔默领导力的重大挑战。前副首相拉米甚至在今年7月公开表示，工党对加沙冲突的初期回应是“有问题的”，斯塔默“在反对党时期就把工党带偏了”。英国《晨星报》在评论中将斯塔默对加沙问题的处理定性为“道德和政治上的重大失败”，并警告工党若想“恢复在斯塔默领导下丧失的道德权威”，就必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根本性改变。

　　在2026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大挫折，在英格兰地区净流失了近1500个地方议员席位，还首次失去了对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在苏格兰议会中也仅剩17个席位，成为其有史以来最差的地方选举表现。其中加沙问题对工党选情的冲击尤为直接。民调数据显示，工党在穆斯林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大量穆斯林选民表示会考虑投票给亲加沙的独立候选人，或者转投绿党。四分之一的穆斯林选民明确表示，加沙问题将“决定他们在投票站的选择”。所以，伯纳姆调整对巴以的政策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做”的问题。

　　除了国内选举考量，加沙地带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是伯纳姆政策转向的驱动因素，更是其对国际社会日益增长压力的一种直接回应。他强调“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以色列）似乎已经犯下战争罪行”，认为应由国际法庭来裁定。这种法律定性上的变化，意味着英国在原则上承认了以色列行为的严重性，并试图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框架下扮演“多边引领者”的角色，占据道德高地。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英国重塑其国际角色，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独立、更有影响力的作用，并向阿拉伯国家释放善意，以维护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利益。

　　可以说，伯纳姆的巴以政策调整是一场精心考量的多维度外交行动，但同样，其结构性约束也非常明显。一是英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全面重置”英以关系始终存在争议，实际措施主要聚焦于定居点商品贸易，与以色列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仍在持续；二是英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参与多国护航行动，向海湾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并与沙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维持防务合作，其在中东的传统安全利益布局并未改变；三是考虑到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英国也不可能在以色列问题上过多发难。

　　英国脱欧公投后十年内经历了七位首相，不仅经济没有起色，“全球英国”似乎也只是一个口号。伯纳姆上台后面对的是分裂的工党、分裂的议会。作为一个被外界认为立场更偏左的工党首相，伯纳姆以更具批判性的姿态调整了对巴以的政策，既是英国回应国内民意和国际法压力的结果，也是其试图在后脱欧时代重新定位自身国际角色的一次尝试。只是由于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演变始终受制于结构性约束，这种转向更多只能算是在道德宣示与战略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有限调整。

　　（作者：王朔，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