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学史的回望与再释

　　《敦煌劫余录》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目录之奠基者。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所藏文献遭受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先后多次翻腾，解京后又经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捷足先登挑选，剩余18箱写卷终于1910年以调拨形式入藏刚成立不久的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写卷，首先得到编目的为8679件，即千字文“地”至“位”，其中“天、玄、火”空出，计87字，“位”字编至79号，共计8679号，成《敦煌经卷总目》。此目仅为财产账式的简目，供管理使用，未曾公开出版，无法供学界使用。之后形成的《敦煌经典目》，虽详尽许多，且曾供学者或学术机构抄录，但仍未公开出版，仅以稿本留存。相比而言，1931年印行的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则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藏敦煌写卷目录，也是世界上公布的第一部馆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和第一部敦煌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20世纪60年代王重民等编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90年代施萍婷编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均以《敦煌劫余录》为底本，可见《敦煌劫余录》是馆藏敦煌文献编目的奠基者。陈寅恪先生为该目录写《敦煌劫余录序》，称赞其“分别布居，稽核同异”“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同时，陈寅恪先生以敏锐的视角、犀利的语言、深刻的认识，道出新兴敦煌学的诸多层面。荣新江教授《“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以下简称《解读》）恰对此序做了深刻、通透的剖析和解答。

　　《解读》于2026年8月出版。从该书小开本、125页,是小巧精致的“袖珍本”，其意在于荣新江教授在其后记中所言“为便于敦煌学圈外感兴趣的友人和初入道的学子更直观了解敦煌学的历程”。手捧暖冷色相间且以壁画和写卷为暗影做封面的书籍，翻阅考究的纸张和行云流水般的内容，可以真切感受到著者、编者的用心良苦。

　　该书由前言、正文、结语、后记四大部分组成。正文由“顶流”与“通义”，学术“通识”与何谓“敦煌学”，陈援庵与伯希和，敦煌学是“伤心史”吗，北图藏敦煌文献精品之价值，北图藏卷与英法藏卷价值评估和总结这七个部分组成，即将陈寅恪“序”分为七段，以陈寅恪先生本人为点，以其序为线，以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至“序”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为背景，逐字逐句展开剖析。荣新江站在有欧美游学背景的陈寅恪先生的角度，回望敦煌学“新材料”“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并跨越百年，犀利指出当下敦煌学领域仍存在的“空谈”“教条式理论”，呼吁“今日的敦煌学，应当走出材料的桎梏，要多多思考问题，结合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史等学科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利用敦煌资料来加以探讨，推陈出新。”书中同时澄清谁先提出“敦煌学”这一概念的国际公案，认为“《敦煌劫余录》这部工具书也是敦煌学、佛学等许多学科的学者必须参考的，因此，从实际效果来说，陈先生是‘敦煌学’的首创人。”

　　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八千余卷，被陈垣先生作为“劫余”来编目。陈寅恪先生及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多位学者并不太认同此说法，认为仅为陈垣先生“寄其愤慨之思”，故而列出《摩尼教经》等18件认为价值不菲的敦煌写卷精品，以说服所谓“劫余”并非“当时唾弃之余”。所列经卷，一向被珍视，国图历次展览中多有展示，也收入相关出版物中。对此，荣新江在“解读”中以与时俱进的眼光进行客观评价：“我们应当承认，寅恪先生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藏敦煌写本的内涵，今天，英、法、俄、日、中国四大敦煌收藏基本上已经全部公布，相比而言，国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的确无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汉文文献部分不论典籍还是文书，今日国家图书馆所藏，种类和内容都没有英、法所藏那么丰富多彩，而且英、法、俄还有国图很少有的大量胡语文献及绢纸绘画。”此评价十分客观且现实，国图藏敦煌写卷，尽管向外界宣传其总长度为全世界第一，但质量实为不如量少却精的法藏，以及第一次捷足先登的斯坦因豪取的英藏部分。

　　当然，多年来，通过调拨、捐赠、购买等多途径，公私藏众写卷汇入国图，国图藏敦煌文献编号已达16579号，“劫余录”所披露8679号之外的剩余经卷中也不乏极为珍稀者，如馆藏经卷中纪年最早者西凉建初十二年（417）《律藏初分》（BD14668），南北朝时期标准官方写经北魏玄武帝延昌二年（513）《大方广佛华严经》（BD14472），儒家经典《尚书》（BD14681）、《春秋榖梁传集解》（15345），文学作品《辩亡论》（BD15343）以及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及其《大唐三藏圣教序》等等，多可与其他馆藏敦煌文献遥相呼应；吐蕃时期写本梵夹装《思益梵天所问经》（BD15001）、归义军时期写本缝缋装《观世音经》（BD08781）等，也能够反映中古时期书籍文化的多彩世界，这也正是国图乘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之风，将其高清彩色出版的意义所在。

　　《敦煌劫余录序》，不到千字，却在荣新江笔下被展开解读为五六万字图文并茂的专著，可见其提供的信息量之大，佐证所用材料之宏富。翻阅该书，正文插图59种，有些一种附多幅，且皆为彩色，除少数几幅为人物像和书籍封面图外，其余多为大幅高清敦煌经卷图，赏心悦目，这要归功于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文本涉及的国图藏敦煌写本的高清图版，让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这些写本的首尾彩色图版。再看该书含目录和后记凡125页，然其脚注却洋洋150条，甚者部分脚注一条含多条论著信息，实际书目则近200条，将原发表论文的部分注释作为正文内容来列举的同时补充新注释，成书之际展开之广、剖析之细腻可见一斑。尤其，陈寅恪作为精品而所列18件经卷，寥寥几句，荣新江在“解答”中回顾每件经卷的研究史，为馆藏敦煌文献的完整揭示和当下敦煌学研究方面提供了众多线索，可弥补国图2026年为普及和揭示馆藏特色敦煌文献而编纂出版的《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内容不足的遗憾。

　　本书意义之大，短短几语难以括其价值。如果说，荣新江认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是反映寅恪先生第一期学术研究的一篇经典之作，不论其提示的材料，还是蕴含的思想，都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那么荣新江所呈现给大家的这本“解读”，则如同一册新时代敦煌学的手账，相信每次阅读，都有新收获，新感悟。

　　（作者：萨仁高娃，系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