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

　　【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钱锺书是贯通古今中外、才学识皆过人的文史大家。他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内在规律，都有深刻的认知和深切的阐发。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他自觉以文言为表达工具，出入中西古今文艺史，孜孜以求创作与批评的真谛。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对古代文论的集中总结和凝练概括，是有根基的自我阐释，所揭示的原则对于我们探知和理解文学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语见《谈艺录·九一》，乃作者对中西诗文创作中一种现象的概述，即同一个作家的创作，其诗与其文，其风格趣味等内容和形式的表现迥然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他举例说，唐代的陈子昂，“于诗有起衰之功，昌黎《荐士》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俪偶之制，非萧、梁、独孤辈学作古文者比”。再如宋代的穆修，“于文首倡韩柳，为欧阳先导；而《河南集》中诗，什九近体，词纤藻密，了无韩格，反似欧阳所薄之‘西昆体’”。 这种同一作家不同文体创作体现出的异样风貌，“且不特著述为尔，即议论亦往往一人之说，是丹非素，时无先后，而判若冰炭”。比如，清代朱彝尊“论诗，抑宋尊唐，而论文，又抑唐尊宋”，袁枚“言诗，力主新变，因时从俗，而论文又复古墨守，循蹈成规”。

　　其实，对于这个现象，古人早就有所发现和体察。一个典型案例是李清照评述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钱锺书用一句“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对这个现象进行总括，简练而有力。在我看来，这不仅指向作家为文为诗的风格差异、论文论学的矛盾表象，更涉及作家“文学自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隐含着文学主体的多样结构及其复杂表现问题。

　　“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之所以令人惊异，是因为这不符合文学教育形成的刻板印象。所谓“风格即人”，一个作家，其为文与为人应该是统一的。一个人的创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统一性都应该大于差异性。同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文学表达，总体上的相似类同应该大于差异区别。比如，屈原之忧戚，陶渊明之闲适，苏轼之旷达，鲁迅之自省批判，所谓“建安风骨”“盛唐气象”，所谓“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同一性，植根于作家思想意识、文学观念、生活姿态的同一性。尤其在古典时期，这成为我们理解人文的前提，奠定我们认识文史的基底。

　　问题在于，文学创作属于精神生产。好的作家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敏锐感应宇宙之大、人心之微。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切常与变，全部的正与奇，都要经由作家这个主体的感悟和思辨，再充分调动形象思维和审美意识，借助文字进行创造性呈现。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呈现出差异、多样和复杂性特点，作家对现实的感应能力和能动把握现实的能力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古典时期形成的那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正相关的同一性，逐渐让位于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说，“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现象，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深刻和意味深长。

　　对作家这个创作主体的理解，人们更立足于从矛盾的两面性，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方面来把握。对近现代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是这样，对古代诗人如屈原、陶渊明、苏轼等也可以这样。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称颂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却依照陶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揭示出他被刻意掩盖的“金刚怒目”那一面。研究沈从文的创作，当评论家过于关注他笔下“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风情时，就需要把他批判都市绅士阶级的《八骏图》拿出来作为参考。现代生活的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也表现为作家作品的基本属性。卞之琳在他的诗歌中，较早探讨所谓主体分层的复杂表达，实质上就是把现代诗的多样形式和现代人的存在属性统一起来。穆旦《诗八首》、臧棣《新建议》诸篇，诗中“我”“你”“他”皆可视为主体的分身，所展开的爱情、论辩或者其他心史过程，体现为某种分层主体间的对话。由作家的“一手之作”到“诗文迥异”，由同一性到差异性、多样性，乃至复杂性、矛盾性，认识和表达维度由一元到二元再到多重视角，不仅反映出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更显示出文学批评自我意识的巨大进步。

　　自我的分层虽然大盛于现代，却并非现代才有。《谈艺录·附说二十二》举例道，孔子言“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又言“为仁由己”，则“仁所由为之己，与夫克以使天下归仁之己，分明有二己矣”。人类思想中的自我意识，可分真伪，别善恶，见是非，辟大小，处内外，辨虚实，存矛盾，贯古今，其一可以二分乃至多次细分，其义可差异多样甚至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状态。而文艺作品中的自我意识，则由于形象性、生动性和整体性，更可以延展到现实生活表现的丰富多样，以及复杂、隐微的深处。

　　“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作为问题，既与创作主体的自我多样性有关，也与追求作品内容形式的多样性有关。这可以从差异性和矛盾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差异性的追求不难理解。差异就是个性，就是区别。追求差异性，不会挑战“一手之作”的同一性，如茅盾在《读〈呐喊〉》中写道，鲁迅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强调同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反而是“风格即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为何走向尖锐对立的“矛盾”呢？这大概是因为，从对立角度切近和把握人、事物、社会生活的本质，把二元性视为多样性的基本结构原则，是获得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不二法门。改革开放新时期，曾经有文学评论家提出所谓“性格组合论”，从矛盾对立的二元性上认识和建构“复杂性格”。虽然这不免有机械论的嫌疑，但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建设是有益的，并非一无所获。二元对立思维及其关于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等观念的建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性反思中，曾经遭受不少批评，那是因为它不仅可能导致多样性、丰富性的简化，而且可能对差异性、复杂性造成遮蔽。不过，无论是同一之多样，还是对立之统一，都是文学发展进程的必然。

　　就文学自我的主体分层及其作品表现而言，鲁迅小说的叙述者艺术常常被视为范例。他笔下的叙述者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那种自我质疑、立场对峙、多重视角、曲折反省的叙事，都可视为作家自我的多面化表达。而文学批评方面最好的理论总结，可能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它从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而来，关注作家与人物、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一种各自独立、彼此对话、众声喧哗的主体间性局面，可谓“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更复杂的形态。透过它可以看到，作家创作“诗文迥异”之文体冲突、作品言志载道之南辕北辙、论文论学之旨趣分殊，所有“为文鉴文之道”，大体上都是立得住的。

　　（作者：高远东，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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