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精神的铸就与传承

　　翻开徐锦庚50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英雄山》（新华出版社、济南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一张清晰的英雄图谱迎面而来。

　　这部作品所承载的时空坐标，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在时间上，它横跨五四运动至济南解放约三十载，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风雨如晦、激流涌动的岁月，也是马克思主义火种从传入到燎原的关键时期。在空间上，它虽然以济南英雄山这一地理坐标为原点，但笔触却未局限于此。从诸城村落到齐鲁大地，再到隐秘的地下交通线与硝烟弥漫的全国战场，物理空间的每一次位移，都是革命力量的一次集结与突围。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书写地理空间的同时，更构建了一个恢宏的精神空间，英雄山不再仅仅是一座城中之山，也是一个信仰的磁场，吸引着无数仁人志士在这里汇聚、淬火和升华。它既是先烈长眠的安息之地，也是后人回望历史、汲取力量的精神高地。

　　在《英雄山》创作过程中，作者力求“非虚构写作”的平衡表达。在纪实的一端，他恪守大事不虚的史学底线，书中涉及的重要活动、组织建设、人员更迭均有据可查，都经过严谨的考据与甄别，确保历史真实的硬度。在虚构的一端，他并未被史料捆住手脚，而是大胆运用文学再现的笔法，在宏大的历史间隙中，合理推演人物的心理轨迹，细腻描摹革命者的喜怒哀乐。这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让冰冷的史料拥有温热的心跳，让遥远历史中的英雄不再是文献中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人”。

　　无论东西方，英雄叙事都无法回避“苦难”。《英雄山》中的苦难甚至更加酷烈，但作者敏锐地将这种苦难的归宿进行了重构。在他的笔下，苦难不仅通向个人的超越，更是为了民族的重生。王尽美积劳早逝前牵挂的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邓恩铭三陷囹圄，在狱中以镣铐作笔写下“不惜惟我身先死”的绝命诗；刘谦初临危受命，在狱中拒绝被营救，选择与同志们共存亡……他们的受难，不是为了求得个人精神的永生，而是为了在民族危亡关头，将个体微弱的火光汇入救亡图存的烈焰，以燃烧自己照亮整个民族与国家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牺牲自己、换来集体新生的精神，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壮烈的践行。

　　在《英雄山》所构建的英雄谱系中，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构成一种深刻的共生关系。在作者笔下，爱国主义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集体主义得以凝聚的情感前提与价值归宿。集体主义也并非盲目的聚合，而是爱国主义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实现路径与力量载体。王尽美、邓恩铭等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才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作者书写的英雄，既包括顶天立地的革命先驱，也包括千千万万无名者，更涵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革命先驱是集体的组织者和先锋。革命途中几经起伏，他们从不患得患失，始终坚持党的团结和革命大局，把组织看得比自己重，把大局看得比个人困难重。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是集体主义最坚实的底座。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近2000名烈士，其中大多没留下照片和完整姓名。当年党组织屡遭摧毁，又屡次重建，每一次总有新生力量迅速加入组织的重建。无数党员以血肉之躯抵御屠刀，在生死抉择中把革命火种看得比生命更重。在这里，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一代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者。

　　作者在《英雄山》中深刻揭示，真正的英雄还包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最广阔的底色。无论是王尽美在山海关发动工人罢工，还是郭隆真领头游行请愿，他们的力量源泉始终是人民。在《英雄山》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人民本位的回响。当反动军阀试图用屠刀斩断革命的链条时，是人民像大地一样吸纳了火种；当叛徒出卖导致组织瘫痪时，是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防线。

　　英雄山不仅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山，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这里的每一块基石，都凝结着革命先烈的忠诚与普通人民的奉献。今天，重读《英雄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烟云，还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

　　（作者：韩传喜，系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