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国内《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文献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随着200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陶伯特“年鉴版”出版、200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汉译广松涉版出版、2017年《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版出版以及近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在线版的发布，国内《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文献研究一直呈现火热状态，热点问题也相继登场。在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80周年之际，本文对这些热点问题加以梳理和评论，以推动研究走向深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

　　由于恩格斯在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论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并置于大部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的一些文本，比如恩格斯1845年9月的《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1845年10月至1846年4月的《德国状况》三封信、1845年底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和《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以及马克思1846年1月26日的《声明》，被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既有编者突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地位的考虑，也暗含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预设。1965年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明确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预备笔记、写作提纲和思想提纲。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也倾向于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看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详尽发挥”。

　　陶伯特1990年的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的产生史》中译文1994年发表后，其提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与《神圣家族》出版后的反应存在关联，因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神圣家族》关系比较密切的新观点，影响到国内学者。有学者进而考察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渡环节；有学者甚至提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存在思想断裂。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逐渐疏离的认识过程。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以及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关系的研究，已经不再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热点话题，但围绕该问题的讨论并非没有意义。即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卷，如果还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那样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单独拎出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出版，编者就不能对学界十多年前关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的学术讨论视而不见。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

　　1974年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使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即1932年MEGA1/I/5）“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成为文献学研究的突出问题。由于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没有遵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进行编排，因此受到广松涉的严厉批评，这一批评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在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之前，有1924年版（俄文）《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之后，有1965年巴加图利亚版（俄文）《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梁赞诺夫版和巴加图利亚版在具体编排方案上尽管存在差异，但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进行编排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也成为广松涉版及其后各版编排方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之后的各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包括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都以巴加图利亚版为基础。

　　关于迄今为止的各版编排方案，已有多位国内学者予以整理和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2004年出版的“年鉴版”，陶伯特还在1972年主持编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试编版”。相对于“年鉴版”，“试编版”更接近巴加图利亚版，也更为稳妥。

　　用目前国内学者已达成共识的表述，《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实质上是“小束手稿”与“大束手稿”前后相连的编排问题。其基本文献学事实是：马克思为“大束手稿”做了1—72的页面编号；恩格斯及伯恩斯坦为“小束手稿”做了对开张编号。陶伯特“年鉴版”打破“小束手稿”的结构，完全按照“小束手稿”一组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来对“费尔巴哈”章进行文本编排；广松涉版更是打破了“小束手稿”与“大束手稿”的内在结构，两种排序方案都因为太激进而不被国内学者认可。除了巴纳1962年发现的那个被马克思做了1、2页面编号的单页的排序位置有争议（广松涉版是将其作为附录I），“大束手稿”的排序问题争议不大。争议最大的是“小束手稿”一组手稿的排序，各种排序方案大都围绕“小束手稿”而展开。

　　“小束手稿”的1—5对开张编号，是全部由恩格斯编制，抑或伯恩斯坦也参与了编制，对于此点国内学者与MEGA2编者（特别是陶伯特）之间存在争议。但在笔者看来，谁是对开张编号的编制者，并非“小束手稿”按1—5的顺序进行文本编排的决定性文献学依据。这是因为，“小束手稿”是对开张编号，“大束手稿”是页面编号，两者并不具有同质性，因此不能简单进行连续编排；即使按照“小束手稿”+“大束手稿”来进行“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编辑，也不意味着从“小束手稿”到“大束手稿”存在着“费尔巴哈”章（指马克思恩格斯试图彻底重写而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的内在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大束手稿”虽然也有恩格斯做的对开张编号，但“大束手稿”第I部分的对开张编号与第II、III部分的对开张编号是两个独立编号系统，两者并不存在前后相继，因此只能以马克思做的页面编号而非恩格斯做的对开张编号来编排“大束手稿”。而巴纳1962年发现的那个单页（2个页面），只能认定是马克思做的页面编号。换句话说，“大束手稿”是由页面编号的1—2、8—35、40—72组成，3—7和36—39共9个页面佚失。由于页面1—2的存在，以及“大束手稿”第I部分的对开张编号与第II、III部分的对开张编号是两个独立的编号系统，因此将“小束手稿”对开张1—5与“大束手稿”对开张6—11、20—21、84—92（分别对应马克思编页8—29、30—35、40—72）相连接的“费尔巴哈”章排序方案，就违背了基本的文献学事实。

　　鉴于“小束手稿”开始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尝试重写“费尔巴哈”章的产物，是多层迭代而非线性逻辑展开的一组文稿，笔者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明确提出对“费尔巴哈”章进行排序“注定不可能成功”，应“摆脱排序的思维定式，转而致力于探讨‘费尔巴哈’章的逻辑体系结构”。仅以流传下来的现有文本片段（即“小束手稿”和“大束手稿”）为基础，试图重构未完成状态的“费尔巴哈”章的任何尝试，都面临着根本性的文献学困难。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季刊说”

　　2017年MEGA2/I/5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之后，MEGA2/I/5编辑大力宣扬《德意志意识形态》“季刊说”，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为季刊撰写的稿件（长篇论文）。按照韩国学者郑文吉的考证，早在1980年MEGA2/III/2编者戈劳维娜就提出“季刊说”。郑文吉批驳了“季刊说”，没想到多年后“季刊说”在MEGA2/I/5编者那里得到复活。尽管MEGA2/I/5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陶伯特“年鉴版”，但在编辑理念上却有四点与陶伯特版大相径庭。第一点是放弃了陶伯特版以“小束手稿”一组手稿文本写作时间来编排“费尔巴哈”章的激进做法，这一点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第二点是凸显“季刊说”，第三点是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存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第四点是秉持《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成因的“施蒂纳冲击”说。后三点明显偏离了陶伯特的结论，并且相互关联，是MEGA2/I/5编者认识走向激进化的体现。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戈劳维娜基于MEGA2/III/1和MEGA2/III/2刊载的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以及他们与他人的书信而提出的“季刊说”，尚属于“片面的真理”，那么MEGA2/I/5编者大力宣扬“季刊说”，就“别有用心”了。所谓“别有用心”并非贬义，而是指MEGA2/I/5编者将“季刊说”作为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存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文献学依据。实际上，“季刊说”与“著作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为“季刊”写稿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随着“季刊”创刊失败，马克思恩格斯转而寻求将书稿在出版社出版；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尝试彻底重写“费尔巴哈”章，“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以及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第二卷也送往出版社。但最终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夭折，于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只能“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马克思语）了。

　　显然，送给出版社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由恩格斯和魏德迈誊抄的付印稿）是著作；另一方面，即使是“季刊”，超过21印张的刊物也完全可以刊载著作体量的书稿。因此，MEGA2/I/5版编者在“前言”中拿“季刊说”大做文章的做法，令人疑窦丛生。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

　　英国学者卡弗主张《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从未存在过”，其主要文献学依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存在大量修改（异文），是未完成稿。此外，卡弗没有明确提到（但隐含了）“季刊说”，但提及“类似《德法年鉴》那样的多作者专刊”。卡弗进而以解构性视角，隐含地表示：并非以著作存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然也就不存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只是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它肇始于梁赞诺夫。

　　MEGA2/I/5编者放大了卡弗的这一论点，尽管前言中并没有引用卡弗的这篇论文。不管是卡弗还是MEGA2/I/5编者，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著作（或未完成著作）”跳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存在”，这个逻辑跳跃有些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费尔巴哈”章）中，当然不存在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样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但这不是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存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理由。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米丁《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般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出发点，“肆意剪贴”地编辑“费尔巴哈”章，固然不可取；梁赞诺夫版并没有这样做，但梁赞诺夫仍在试图“建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基于新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章）而非《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来建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创立的最基础文本，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存在，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地位的贬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笔者的观点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之前（包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因此他们在面对各种新思潮时，难免有思想上的“摇摆”。1845年底，当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再次相聚，准备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家”时，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已经完全定型。此后，他们以唯物史观理论为支点，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诞生。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两个决不会”，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都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应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成因的“施蒂纳冲击”说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成因的“施蒂纳冲击”说，最早由中国学者提出（20世纪90年代）。陶伯特秉持《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成因的“鲍威尔批判”说，MEGA2/I/5编者则强调“施蒂纳冲击”说（尽管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近年来，“施蒂纳冲击”说成为中国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受到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冲击，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成因是否为“受到施蒂纳的冲击”，是两回事。毫无疑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曾受到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冲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1844年10月底出版的。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甚至从施蒂纳的“纯粹的利己主义”推导出共产主义的结论；1844年12月底至1845年1月初马克思给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的信中说，“我不可能在下星期以前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交给您了”，这说明马克思读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之后，就有马上批判施蒂纳的想法。但一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冲击带来的应激反应已经平复下来。而在这一年中，发生了赫斯的《晚近的哲学家》对马克思思想的冲击及其直接结果，即《1844—1847年记事本》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之后（1845年夏季），马克思跟随恩格斯第一次访问英国，写下了《曼彻斯特笔记》；秋季，回到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写了《评李斯特》，科学的生产力理论由此正式创立。至此，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最终成熟。

　　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第一个提纲，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标题前面有“1）”的序号。显然，马克思是想像赫斯《晚近的哲学家》那样，再写“2）关于鲍威尔”和“3）关于施蒂纳”。但马克思并没有接着写《关于鲍威尔的提纲》和《关于施蒂纳的提纲》。对于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是在马克思确信自己的唯物史观真正成熟之后（特别是生产力理论创立之后），才于1845年底下决心对鲍威尔和施蒂纳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是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的话题。它首先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成因相关。持“施蒂纳冲击”说的学者，自然是把批判施蒂纳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在批评“施蒂纳冲击”说的学者或对“施蒂纳冲击”说无感的学者中，有学者把“反抗思想的统治”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相比把批判施蒂纳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把“反抗思想的统治”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显然思路更为开阔、立意更为高远，但也在不知不觉中滑向唯心史观。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不是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那样，边写作边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思想。马克思在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应激反应期，确实有可能这样做。但史实却是，马克思并没有写作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读后感式的批判。马克思的读后感表露在1845年1月初给恩格斯信（没有流传下来）中。正如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所写的那样，“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太多地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马克思是在一年的思想沉淀之后，也就是唯物史观理论最终成熟之后，才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进行了颠覆性批判。至于鲍威尔，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已经对鲍威尔及其门徒作了类似“圣麦克斯”章那样的大篇幅批判，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鲍威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与第一章中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所占篇幅和分量大致相当，也就易于理解了。

　　MEGA2/I/5编者大力宣扬的“季刊说”、“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存在”说、“施蒂纳冲击”说，最终必然导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把握的偏失。为此，这里有必要再重申一下马克思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自述，明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是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亦即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作系统表述。

　　（作者：鲁克俭，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