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字文献与近代汉语方言字

　　杂字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百姓使用的乡土识字教材，杂字书通篇以韵文形式连缀字词，以事物为类结成篇章，汇成小册。杂字文献存世数量大，有些杂字书甚至直接以方言、俗字、土语等字眼命名，如《土音杂字》《土语杂字举隅》《俗言杂字》《日用俗字（香园居士版）》《方言插注杂字》等。清光绪年间，广州邓钰华在《一串珠杂字》序言中对此类识字教材的性质有明确论述：“此书专为初学粗浅者而撰，尝有子弟，一别业后，市镇招牌，尚多不识，子弟若作工商等艺，将此杂字习熟晓写，胜过读多两卷经书。”

　　这种汇编的最大特点是地域性强，具体表现在方言字词多。例如广西玉林《三言杂字》：“鞁起眼，齴起齖，毒蛇齩，老虎拖，牛（见图1）着，马踢伤，母鸡鵮，（见图2）蜂锥，虫蝼穿，做死去，花皷婆，使头公。鎗嘴（见图3），刀口㩢、上了锈，鉎吃刀，抢撠着，擃一刀，（见图4）鑱中，銃弹飞。受疾病，不耐繁。”其中竟有“鞁、齴、齩、鉎、撠、擃、鑱”等十余个方言字。可以说，广西玉林《三言杂字》所收录方言字远比周去非《岭外代答》等历史文献中举例式提及广西的方俗字要丰富和系统，所以考察近代汉语方言字、研究近代汉语字词关系或者统计近代文字数量等，存世海量的杂字文献是一宗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杂字中俯拾即是的方言字，多源于明清以来百姓日益丰富的生活环境。语言是记录生活最直接的声音符号，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杂字书以方言字的形式记载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作。如赣东北地区杂字收录了大量与农事生活有关的方言字，因为江西为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之前，五谷种植一直是江西最为重要的农事活动。抚州天禄阁刊刻《种田杂字》：“种田掘耕耙耖，做墈刬塝捞沟，扎塍割草树叶，撮栽㨘耘禾苗，摊晒搭灰挑粪，割禾担稈交租，种山开垦刬㧥，栽种拾滴拣秧。”其中收录方言字“塝、塍、㨘、㧥”等，直指农事。而在赣南，山地多，水田少，因此赣南的杂字中，产生了诸多与山有关的俗字。如赣州石城手抄《四言杂字》：“（见图5）上岗顶，（见图6）下地坪。”“（见图5）”“（见图6）”等客方言字直接与山地有关。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出现萌芽，方言字在各地杂字的百工行业中逐渐增多。如嘉庆年间四川绵竹刊刻《日用时行杂字》，采用大量四川方言字描写当时当地的有关家常、庄家、酒家、饭店、馆子、屠户、京餜、干菜、杂货、成衣、䌷缎、线铺、作房、银匠、铁匠、木匠、收荒、烧房、轿行等十九种行业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细节。以具体的《屠户》章为例，全章不足四百字，使用方言字二十多个。广东最先接受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广州地区流行的《七十二行杂字》中，收录了有关度量衡的粤方言字“喥”“呎”“咪”“吋”等。由此可见，不同地域的生活经验和特殊的生活环境是方言字产生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字音发生变化，文字的形音要统一，也产生了诸多方言字。明古音学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字有更革”不单指文字的形体发生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某个文字在语音上发生变化，其形体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如河南偃师嘉庆刻本《分类俗言杂字》家具类：“盆甕罎缸，匙筯（箸通，俗言快）刀刷。”箸，《说文·竹部》：“饭攲也，从竹，者声。”河南偃师改“箸”为“筯”，因为至清乾嘉时期，声旁“者”读音与“箸”相距甚远，故而偃师百姓重新选择“助”作声旁，以求声符“助”与“筯”语音上保持一致。后来，民间社会又因“箸”和“筯”音同“住”，犯了忌讳，径直改为“筷”。

　　此外，方言与通语的差别，或有些方言字是古音的遗留，操这种方言的百姓找不到本字，也会为这个方音造字。如“汆”，江西泰和百姓只知其音，不知其字本为“汆”，则直接新造“（见图7）”，如当地手抄《七言杂字》：“豆腐青菜（见图7）汤肉”。

　　我们还可将杂字中的方言字进行分类：第一，有些杂字中的方言字为一地独有。如晚清佛山手抄《四言杂字》中的方言字“尛、旵”等，只在岭南地区流行。第二，某些方言字在两地或多地的杂字中存在，但字形不同。如《分类俗言杂字》：“䪊头遮眼。”“牛（见图8）马（见图8）。”其中“䪊”“（见图8）”在南方杂字中多写作“籠、襱”和“（见图9）”。第三，某个方言字在不同地域的杂字中都出现，但字义不同。如四川地区刊刻《新增广宜杂字》：“（见图10）（见图11）（见图12）（见图13）说方圆，（见图14）你两鼻不稀罕。”其中“（见图11）”字正文下小字注音“绝”，但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见图11），音终，言死也。”四川和岭南同用“（见图11）”字形，但字义不同。

　　杂字文献中的方言字，对民俗文化、语言文字、历史学都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第一，杂字中诸多方言字承载了民俗文化的元素。如闽西客家地区同治年间刊刻《一年使用杂字文》：“元初一，早开门，放爆竹，喜气新，点蜡烛，装香灯，像前拜，烧纸钱，灯光火，早夜连，蜡烛台，两边排，香炉内，檀香堆，棹围带，挂起来，台前供养尽新鲜，汤皮糤饭用油煎，豆腐䭣巴禾米粄，盌头盘碟尽齐全。”其中保留了方言字“糤”以及俗字“棹”“盌”，让我们可清晰地追忆传统社会春节的美食以及各种春联。

　　第二，杂字中诸多方言字对语言文字研究有重要的材料价值。如湘南《杂字备要·土弊杂语》：“作㚔不忌，捣鬼惯操，（见图15）㗿打笑，（见图16）闷生焦,喽嗹啰唣,㨥搪跐鞽，㗔拚呤詀，嘈（见图17）䛌䜊，摇头（见图18）膊，餂肥匼脬，牙齥鼻鼼，手（见图19）脚趫。”文中以形声方式创造的大量方言字，是明清文字剧增的一个高峰，也是湘方言语音演变在方言字形体上的体现。此外，杂字中一些生僻方言字的俗音注释，非常值得语言文字学界关注。

　　第三，杂字中收录的方言俗字对历史研究有补正价值。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清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也创制和采用了大量的俗体字，如囯（國）、糿（幼）、（见图20）（殿）、咁（甜）、㨿（據）、孙（孫）、为（為）等。”上述例证中，无一字为太平天国所创制。以第一个“国”字为例，“囯”字形早在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就已出现，近代杂字文献也有“囯”字形的记载，如徽州乾隆十三年刊刻《杂字旁通·农事》通用：国，囯仝。

　　杂字文献是近代汉语方言字的渊薮，收集整理明清以来全国各地的杂字文献以及整理其中的方言字，是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代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作者：袁卫华，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