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真理的书是万应的钥匙”

　　1906年3月，吴伯箫出生在山东莱芜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学刻钢板、印传单、写日记，因“心里有火喷发不出，只能冒烟”，与友人办《烟囱》小报针砭时弊。传单是刀锋笔法，讲求快准狠，痛击敌人命门、大振我方心气，他后来投身抗战文艺工作，写出多少沸腾文字，个中心法想必得益于早年的书生热血。

　　1925年秋冬之际，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白天与黑夜》，登上文坛，直至1982年离世，留下200余篇作品。这些文字都是时代潮涌的情绪标本，是细长的历史光斑，也是打开一段生命记忆的钥匙。

“通过生活的美来美化生活”

　　尽管散文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吴伯箫仍自谦“业余”。有人称他的散文是“本能的副产品”，也替他不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感到惋惜，毕竟那是“小说的年代，也是史诗的年代”。回溯20世纪，诗歌翻新汉字矩阵，戏剧打开抒情空间，而小说更是成为足以“新一国之民”的大业。相形之下，散文介乎其中，裹挟在古典传统之中，显得不够“进步”，也常常被杂文压了风头。但对吴伯箫来说，散文不仅包括“寓言、故事、杂文、特写、传记、游记、科学小品”，广义上也可包括小说。这种“大散文观”几乎包括所有无韵之文，极尽“文”之能事，不论是为“沸腾的生活，燃烧的战斗”所作的“急就章”，还是字斟句酌待其长出血肉的“生命体”，都是心声所至，是不得不写的本能之作。

　　文学是他在复杂现实中观其所是、写其所是、如其所是的生存法门。在他看来，文学中藏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东西”。当写作的人“不愿有所虚构”，却能“通过生活的美来美化生活”，文学可以培养人的洞察力、审美力和想象力，让每个人都有权利为日常的奇迹心动，“为人类幸福而发现真理”。

　　重读吴伯箫的所有作品与相关研究，能在文风流变中见证一个战士的炼成与一个文人的转身。他的早期写作中多见唯美主义倾向，例如《痴恋》中两个学生互传情书被同学耻笑，老师们论及此事暗叹少女情愫单纯美好，故事非常简单，却以大量抒情比喻冲缓了叙事语流，呈现出秾艳、繁盛的姿态。这种质地在他后来的写作中越发少见，以《一坛血》《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为代表的抗战文章往往节奏迅捷、情绪明烈，形成一种意旨先于辞藻的语法。以《菜园小记》为代表的后期叙事散文则清新明朗，抒情姿态也更为克制，短句频出，淡见真味。

　　读者亦可以从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中发现文艺风尚与话语环境的流转。在革命年代，《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这类作品中的哲思幽情常常被论者批评，认为太过神秘，但从今日读者的视角来看，感觉这是一种贯穿他创作始终的艺术底色与诗学动能，也是其散文具有人类意识、世界眼光的迷人所在，而这些因素在《夏夜幽栏》《寂》等早期短文中就已成形。阅读全集的意义恰恰在于照见一个多面立体、复杂有情、时时成长的作者，读者于是不必再以“晚期风格”定义他的全部创作。

“应当注意的是整个人类的事”

　　在新的文化语境与情感序列中，一个世纪后的读者不仅能接通革命强音，像叶圣陶所言，对今日生活来之不易的感受更加“真挚饱满”，也能从吴伯箫一生多变的创作实验中，发现他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

　　从创作路径来看，吴伯箫早年作品里有诸多非常之笔。譬如写于1920年代的小短文《“我不让你进来”》制造出日常片段中奇特微小的异质感，充满白日梦与蒙太奇的现代手法，即使放在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序列里也很合群。同样写于20年代末的《火红的羊》《伴》等篇目对动物主体性、人与动物之关系展开新颖辩证，《足印》提出鸟兽虫鱼并非贱类、人类何称万物之灵的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这些文章都是近年来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的脚注。

　　当时，这些作品被排除在他的创作主线之外，然而小文并非没有大义。《火红的羊》是关于“一个人类中最柔弱的少女和一个动物最怯懦的绵羊”的命运共振，“弱女”着迷于一只绵羊，为了救羊变得勇武，却发现羊以牺牲作为豢养谢礼，于是以羊的口吻道：“虽不敢说普天之下的绵羊，弱者，都像我敢张起反抗的旗帜，出而与压迫我们凌辱我们的豺狼相斗，但是吾之子吾之孙，总会有一点不屈服的遗传吧？”对弱者“伟大”与“可爱”的赞颂，既是呼之欲出的民族意识与时代情绪，也是吴伯箫散文中的人本底色。

　　“弱者”不是固定属性，而是一种流动的人生处境。《通舱里的一幕》写尽战争年代的底层百态与人生苦旅，《病》写人人都会遭遇的脆弱时刻，《花的歌颂》同情“初入人世的弱者”在人世耗尽爱之能力，《夏夜幽栏》不忍想象成百上千“被蹂躏着而喘嘘的”生命何为。但吴伯箫的散文从不高高在上露出悲悯，而是真正看见弱者的生命弧光。《野孩子》中的拾荒孩子们在万年山下的垃圾堆中过活，“仿佛是人群的剩余”，但这群“小英雄”展现出异乎寻常的创造力与野性尊严，令人“叹服他们的奇绝”。步入新的生活，他没有忘记湮没在炮火尘埃中的人。再看戏曲《跳女吊》，他忍不住感叹：“在幸福的新社会里活着的人能为无辜地死在黑暗的旧社会的人做些什么呢？”他更希望看见旧社会的“女吊”成为新中国的“女将”，演出穆桂英、花木兰那些“为巾帼英雄扬眉吐气的戏”。

　　据臧克家回忆，这位“对人和乐”的好好先生见不得半点不公平的事，一向“好面子”的他为了坚持正义跟人翻脸。或许正是这种骨子里的战斗精神和理想主义，让他对德国诗人海涅情有独钟。吴伯箫曾经翻译过海涅的《波罗的海》，在论文中称颂他“假如胸中没有一颗真心，就不能为广大群众写作”的洞见，希望自己“像海涅一样对劳动人民要有深刻而真挚的爱，要具有一种希望人人都幸福的火热的愿望”。

　　除海涅外，吴伯箫另有若干译作，既有论著，也有小说与诗歌，包括白求恩的《国际和平医院开幕词》、莫洛托夫论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研究、普希金与西欧文学的比较研究、惠特曼诗歌等。译作的选择是政治诉求、文艺观念、精神认同相结合的产物，也体现出老一辈文学家的国际视野与世界意识。

　　这些译作同样展现出吴伯箫在不同文类间从容游走的掌控力。例如在翻译《春天的天空：伦敦1941》时，惯写“急就章”的他一改笔锋，以明净文字照出剔透诗心，使翻译成为另一种平行的自我创作。在他的笔下，“人生”“宇宙”“万物”皆非罕见字眼，今人与古人在同一片大地上留下重叠的脚印，人能“渗入万物”与之“浑然一体”，因为“个人太小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整个人类的事”。这不仅映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加入“世界”的历史心结，也是朴素诗心、文人传统、革命情怀、世界意识的总和表征。

“哪怕只是一朵小花，也要欣赏它的颜色和芳香”

　　吴伯箫曾经在多个单位任职，始终没有离开一线文教工作，坚信文学之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不仅反映生活或认识人类”，还创造着人的意识、思想和感情，“教人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也鼓舞“劳动和战斗的意志”。所以在为中学语文教材选择篇目时，他与同事反复斟酌，希望创造一种“更复杂、更全面、更有综合性”的文学教育。

　　老一辈作家的文学观明亮进取、开放包容。在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中，吴伯箫深受其“创造新的丰富的现代中国文”观念的感召，这种“现代中国文”是在大众之中创造出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大众是目标受众，更是文艺主体，因为正是大众“运用”文艺才提高了“现代中国文”的艺术程度。

　　作为有影响力的散文家，吴伯箫的姿态不高傲，对业余写作投以关注，晚年仍然坚持给天南海北的读者和年轻作者复信。他总是鼓励人们用好“亲身感受”，先写起来，不要畏首畏尾，“哪怕只是一朵小花，也要欣赏它的颜色和芳香”。他始终坚持，作家不过是普通人，而普通人只要开始创作，当然就是作家。一个写作者，“往往是他生活里有所感动、有所希冀，有不得不写的心情和要求，然后抽时间挤时间写出的东西”，在“欢欣的或苦痛的那种情感最炽热、意境最崇高的时日，反复修改、锤炼”，加入“生活中不断提出的新经验、新感触”，就能写出精彩文章。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提笔，只要还在写作，“真实生活充实着他的作品，写作的成就又鼓励了他的工作”，而且“人生的意义也将为此双重劳动而愈益彰明”。

　　这位属马的作家酷爱写马，他的生命行旅和创作步履也像马儿那样狂奔不息。马蹄声已经飒沓而去，重读吴伯箫的创作，人们仍然会为这些历史缝隙中的生命华彩留步，也会为其宽厚博大的文学观感动。对吴伯箫而言，文学是人人有份的心之所向、生之本能、国之大业。他说过：“富有真理的书是万应的钥匙，什么幸福的门用它都可以打开。”今日的读者摊开手掌发现，原来这把钥匙已经握在自己的手上。

　　（作者：张煜棪，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