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融的范式创新

　　暨南大学刘涛教授的论著《传播修辞学》对学科交融展开扎实、有效的探索实践，契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原创性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入选“国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

　　在人文社科的学科版图中，修辞学与传播学渊源深厚却一度疏离。前者是贯穿中西文明的古老学问，从古希腊的演说术到中国先秦的“立诚”思想，积淀着数千年智慧；后者是20世纪崛起的新兴学科，聚焦信息传递与社会互动，回应现代社会的沟通命题。二者在传播学诞生初期本有交集，却因后来的学科壁垒而长期各自发展。《传播修辞学》一书以修辞认识论为重心，打破学科分界，构建起传播学和修辞学互为体用的知识体系，既是对两大学科对话的正本清源，更是对当代学术语境的突破性回应。

　　传统上，修辞学与传播学均是具有实践性的学科：修辞学聚焦劝服、认同的话语技巧，传播学关注信息传递的效果与策略。二者共享“意义沟通”的中心命题，却始终停留在“工具借用”的浅层关联——传播学依托修辞提升传播效能，修辞学借助传播拓展应用场域，从未实现理论层面的深度融合。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大学科先后开启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现象学等的学科转型：修辞学不再局限于语言技巧，升华为讨论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建构意义的基础学科；传播学也突破“5W模式”的实证主义桎梏，转向意义建构、话语分析、社会批判的人文主义探索，重新回归修辞学这一古老的学术传统。

　　这种学术转型，让两大学科具备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共同的实践根基、相似的转型方向、互补的理论体系，使得传播修辞学的构建不仅可行，更成为必要。在当代社会视觉化、数智化的传播变局之下，传统传播学的实证范式难以回应复杂的话语博弈、情感动员与意义建构问题，而修辞认识论视角恰好能为传播学提供全新分析框架，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动机、情景、美学逻辑。同时，修辞学也需借助传播学的现代理论与实践场景，打破语言学的学科束缚，释放跨学科的思想价值，实现从“语言技巧”到“社会认识论”的升华。《传播修辞学》精准把握这一时代趋势，回应两大学科的共同困境，填补了学术空白。

　　《传播修辞学》以修辞认识论重构传播学知识体系，明确“传播修辞学”的本体定位——本体是传播论题，修辞是认识视角。此前，学界多将二者的交叉研究归为“修辞传播学”，即将修辞视为传播的工具或类型，聚焦传播实践中的修辞技巧应用，始终未能跳出传播学的效果研究范畴。而本书认为，传播修辞学不是“修辞+传播”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传播学的分支领域，而是以修辞认识论为底层逻辑，重新审视、重构传播学核心问题的全新学科范式。

　　全书不再将修辞视为传播的“技巧”，而是作为认识传播的“透镜”，揭示传播背后的意义建构逻辑、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深层结构，让传播学从“效果描述”走向“本质阐释”，推动传播学研究的转向。而在中国学科建制下，修辞学长期依附于语言学，多作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的研究方向，被窄化为“遣词造句”的语言技巧研究，困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中，思想价值、认知功能与社会意义被遮蔽。这种学科划分方式，使得修辞学难以充分发挥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性作用。

　　《传播修辞学》不仅为中国修辞学拓展学科领域、释放跨学科价值提供路径，让这门古老学科走出语言学的狭小框架，重新焕发生机；更为传播学摆脱实证主义路径依赖、回归人文主义传统开辟新范式，让传播学重新连接古老的学术根基，增强对复杂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修辞学智慧。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回归本源、回应时代。《传播修辞学》以宏大的学术视野、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的思想洞见，完成古老与年轻学科的创造性交融，传播修辞学的未来，必将在更多学术探索与实践检验中持续发展，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甘莅豪，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