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研究与整理的新界标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修订工作近已告竣，这是“二十四史”整理修订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修订本的完成、出版，推进了各界对《晋书》重要性及其编纂、整理特点的讨论，诸多同仁纷纷就此发表高见，可以说形成了今年中古史和历史文献学领域的一个热点。以下谨就《晋书》的相关问题及修订本之优长略抒己见，以为学界讨论、评骘之一助。

唐修《晋书》特点与唐初史学之风

　　关于唐修《晋书》缘由，贞观二十年闰二月《修晋书诏》说以往诸家晋史多不兼两晋，又非纪传体，对解释其缘起属于技术性体例问题，而此诏批评旧时十八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其文既野，其事罕传”，才是讨论唐修《晋书》之旨的重要线索。

　　这也是切关《晋书》特点和亟待学界再思的一点。唐初为什么重修《晋书》，那就必须考虑晋、唐作为一个大时代起承转合的节点地位，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部分已于贞观十年完成，而十五年启动的“五代史志”尚在编纂之中，当时史臣已有重修《晋书》之议。这当然是因晋为两汉作结，又是南北朝史起点，数百年中，南北各方围绕晋史的看法尤其是承晋、革晋等问题多有歧异，背后则是不同区域、不同势力及其思想观念的博弈，唐初一统天下以后确有必要总结、统合。对之，武德五年十二月《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有所申说，加之西晋灭吴未久即动荡分崩，末年乱亡之祸尤惨，影响十六国北朝和东晋南朝历史至深且钜，其间所蕴安危兴衰之理，至唐初也大可再思。由此结合《修晋书诏》批评旧时诸家晋史裁剪失当，叙事欠实，头绪纷繁而不得其要，即可明白唐修《晋书》的大旨，为的是切实得要地叙说结汉而启唐的晋史，对此作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总结，使之与业已修讫的“五代史”纪传部分和正在编纂的“五代史志”衔接、呼应。

　　这也就涉及了唐修《晋书》特点和评价的一段公案：《修晋书诏》既指斥旧时诸家晋史“事亏实录”“寡要少功”“其文既野，其事罕传”，史臣自须遵循此旨，按良史之体，精去取之例，补失载之事，使所修内容及其历史总结切实得要。然则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唐修《晋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意即其格调浮华而内容琐杂，房玄龄以下史臣公然违逆诏文明确的编纂纲领，御制四篇史论的唐太宗自己也忘了诏文大旨，恐怕就很难视为中肯了。案四库馆臣之说部分根自刘知几《史通·采撰》篇，其中讥《晋书》把干宝、邓粲、王隐、虞预书不取的碎事异闻“持为逸史，用补前传……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至《旧唐书·房玄龄传》述其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所本或为唐玄宗以来所修国史，后晋史臣循之以为唐修《晋书》采录“碎事”徒“广异闻”，所论浮华不实，并无助于对晋史的叙说和总结。

　　至今回看这段公案，对唐修《晋书》的上列批评中，有关史论褒贬的部分取决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不同审美而难成定谳。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即肯定与修《晋书》诸臣皆老于文学，遂能裁剪精当，叙事爽洁，简而不漏，详而不芜。即其以为冗累的《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七八千字，《张华传》载《鹪鹩赋》，实亦各有重要价值而见仁见智。据《史通·古今正史》篇述《晋书》既成，“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足证当时朝野的推崇，在总体上及适应形势总结晋史上是相当出色的。至于其多采碎事异闻的问题，《史通》仅讥其裁剪不严，并不影响大的评价，后晋史臣称其所录“碎事”为“诡谬”，但近现代学者如吴士鉴《晋书斠注自序》却称之为保存史料之“碎金”，并认为两晋一百六十载历史“记注如林，洎乎贞观，始成实录”。这也可见史观有异，对于史书收录这类碎事的理解同样会各有标准。而认真打量这些“碎事”，如原出《搜神记》的孙吴“荧惑星人”预言“司马氏当一统天下”，原出《玄石图》的“牛继马后”之谶及相关传说，原出《世说新语》的桓温伐蜀军中捉获小猴，母猴哀鸣追赶百里肝肠寸断而死，以及其他那些天降巨肉、照镜无头、地府转生之类的异闻，不仅皆旧史多见，且亦各有提供谶记、烘托人性、补充事由、鉴戒善恶等作用，一概认为这些“不典”的“小说”无助于历史建构的看法，肯定是成问题的。

　　从史学史上的经典来看，古希腊史家既有多采神话传说的希罗多德《历史》，也有崇尚实事实录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代中国的经典史著，同样既有孔子笔削《春秋》，不语怪力乱神而极度简练的典型，又有左丘明叙《春秋》之事而多瞽史乐工所传神人相浑之说的范式。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述“褒姒嬖于王……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语甚简洁。而《史记·周本纪》载此则增烽火戏诸侯故事，又据《国语》夏时褒神化龙留漦的传说交代褒姒来历，有声有色而愈显《史记》之伟大。这表明古代史学一直都存在着修撰史书尚文与尚质、兼采神话传说与强调实事实录之类的分野，历来对《晋书》多采碎事异闻的批评，实则是要不要在修史时采录人类学和观念史例证的分歧使然。同时这也提示，《修晋书诏》末尾“诠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的要求，看来是与当时《左传》对史学影响甚大，而《左传》又长于采录放失旧闻分不开的。唐初所修《五经正义》在《春秋》学上只取《左传》，刘知几撰《史通》则专设《申左》篇；又魏晋《左传》地位确立，不能不影响国史书写，《史通·书事》篇述王隐、何法盛等编撰晋史好“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尤其所处时代本就谶记流行，志怪兴起，众多杂书纷纷涌现而引人趋骛。凡此种种，均构成了唐修《晋书》多采逸闻的理由。倘再顾及《南史》《北史》较之《宋书》《南齐书》《魏书》补充的碎事，即可认为《晋书》修撰的这一特点，反映的实为唐初史学流行之风。

《晋书》修订本的优长

　　多采碎事异闻，意味着史源驳杂多端。况唐修《晋书》据臧荣绪和王隐、何法盛等诸家晋书及《十六国春秋》改编补充，又因官修而主其事者常非实际编撰和为首者，在体例、叙次、互见、详略、年代、地点、建制、官称等方面很难严格统一，这就不能避免存在诸多参差抵牾。体现到版本上，这些《晋书》面世之时就已存在的问题，使其传抄刊行的诸多文本对之的处理各有得失，且又流衍出新的问题。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晋书》与《史记》部分皆达五卷，在唐以前正史考异中并列最多，这正是今存魏晋南北朝十二部正史中，《晋书》整理难度尤大的体现。由此不难体会中华书局点校本在十多年中再改底本，数换主持，几经周折而达较高水平的不易。而2007年以来，由罗新、聂溦萌主持的点校本修订，更是一场在前人基础上持续近二十年攻坚克难的学术接力，所凝聚的是几代学者贯注于《晋书》整理的心血、智慧，又很好地贯彻了学术继承与发展一以贯之的精义。

　　关于《晋书》修订本的优长，学界同仁论之甚晰：一是明确了宋元类和明清类两个《晋书》版本系统，理出其间关联，肯定宋元类版本的源头及其作为整理重心的地位，为提高修订质量奠定了基础前提。二是以南宋前期十四行二十七字本为底本，改点校本底本清同治局本为通校本，再择定十一种参校本，从根本上改善了校勘工作。三是增删和改进校勘记，从点校本的二千二百余条，到修订本的四千六百余条，去取尤为审慎，而存疑正误极见功力。四是标点更为规范、准确，分段、分行更显合理，也更便阅读、研究和利用。这些都是修订本相较于点校本的显著提升，也总结、综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晋书》整理上点滴积累的成果。发起、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作的徐俊先生称其“达到了中古正史文献整理的新高度”，强调修订本的学术积累丰厚，文献学和史学研究含量均高，是恰如其分的。

　　在古籍整理上，文献学与史学的范式、路数多有重合，但也各有所长，因而文献家与史家的文献整理成果往往出现不小的差别。我认为正史整理上比较理想也足为典范的，如陈垣先生和陈智超先生祖孙相承的旧五代史整理工作，如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北朝诸史整理工作，都因他们兼为文献学和史学大家而尤为出色。文献学和史学方法的综合运用、相得益彰，要为多年以来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因为归根到底，无论文献学还是史学，都需要尽其可能“在文献的历史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了解、释读和整理、利用文献”。而要这样，就绝对不能只强调文献学方法，忽略史学方法或反之，而是必须正视文献的历史与历史的文献，深究其内在联系，使相关问题和认识得以相互推动，相得益彰。

　　即以“校史”与“考史”为例，前者处理文字，为文献学所长；后者择取史实，为史学所擅。两者有区别，在古籍整理实际中却常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理应相互发明。具体如《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十月载汲冢竹简出土，然《束晳传》和其他一些文献述此在太康二年，《卫恒传》等处则作太康元年，这是“校史”的问题，却无法通过校勘定其孰是。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以为出土于咸宁五年，“明年三月平吴，遂上之”，故有太康元年之说，二年则为“命官校理之岁”。这是在“考史”，虽有理致而无从据改正文。修订本此条校勘记循点校本两存之，又规范了征引书目，并据《廿二史考异》补充了“晋太康十年《齐太公吕望表》”所载的太康二年说，可谓后出转精。又如《成帝纪》咸和六年六月丙申，“复故河间王颙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成王”，修订本此条校勘记较之点校本大有改进，不仅以校勘明确了“复”当作“徙”，更采《廿二史考异》及《晋书斠补》所考，明融受封十一字为衍文。这也是“考史”以明“校史”，兼重文献学和史学成果的佳例。除这类校勘记外，修订团队对《晋书》版本系统和魏晋以来官修史书体制的深入研究，及其对修订本质量提升起到的根本作用，更是古籍整理的文献学和史学方法相互推动、相互发明的最新范例。正其如此，修订本不仅在文本、校勘和标点等方面出色达成了预期目标，更为《晋书》研究与整理提供了新的界标，必将对相关学术史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楼劲，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