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救灾及其经验

　　【党史钩沉】

　　在1942—1943年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救灾工作不仅影响自身生存与发展，也关乎抗日战争能否坚持并取得胜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太行山区整合政府救济、社会互济和民众生产自救，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积累了有效救灾渡荒的历史经验。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且发生灾荒环境下进行资源整合、社会重构和危机处理的强大能力。

一

　　救灾攸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人民性本质，内在决定我们党和根据地政府在革命实践中，高度关注救灾工作。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把赈济灾荒作为十大救国纲领的重要内容。面对1942—1943年严峻的灾荒，太行山区根据地把救灾定为灾区中心工作，大力开展救灾运动，并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将之作为政治任务下发到村、具体到人。1942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太行区救灾委员会会议，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保证。1943年春，太行旱灾救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尽力避免饿死人，并制定相应纪律。

　　太行山区生产救灾扬弃了传统救灾备荒经验。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救灾关乎灾民生死和政权稳定性。传统民本思想即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救灾备荒，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辅以民间传统的自觉救灾行动和赈灾措施，形成政府救济为主、民间赈济为辅的传统救灾模式。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提倡民间乐善好施、节约救灾和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同时通过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互济力量。不过，传统救灾模式有着较高的政府投入要求，在严峻的战争与灾荒背景下实难满足，还容易引发其他问题。在灾民方面，单纯靠救济发粮发款，容易使灾民陷入过度依赖，导致灾情更为严重的局面。在救灾物资方面，传统救灾模式不仅囿于有限的政府救济力量难以持续，还容易浪费物资，引发纠纷事件，等等。基于此，太行山区的生产救灾积极反思传统救灾模式不足，有意识地将救灾和生产结合起来，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

　　面对华北敌后抗战极其艰苦的形势，中央指示各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生产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敌后根据地不仅要解决灾荒问题，而且要解决教育、反特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太行分局要求全体干部把生产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否则无法解决军需民生，经济建设、对敌斗争都是空话，根据地亦难以坚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页）。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为，不能把救灾工作看作赈济与救急的事情，否则势必流于消极的耗费和被动的突击，最终导致社会储蓄消耗殆尽，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二

　　1942—1943年太行山区大部地区长时间干旱，而根据地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深受气候影响。长时间干旱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麦收、秋收歉收，亦引发了蝗灾，部分地区还遭雹灾和水灾。在连续灾害、日伪肆意破坏、连年战争的不利条件下，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日趋艰难，军需民食濒临枯竭。据统计，太行六专区缺粮户达到60%~70%（《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荒，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决心暂时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敌占太行山西部产粮区大量购进粮食。到1943年4月底，太行山区根据地已从西线购买3153万斤粮食（《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与此同时，大力减免灾民负担，开展社会互济和以工代赈，下拨贷款贷粮，发展水利开渠修滩。发展运输和重视纺织也是根据地重要的救灾措施。1942年10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要求各地组织运输，奖励纺织合作。从1942年秋到1943年6月，太行五专区各县有23968名妇女参加纺织，纺花织布166090斤，得工资386255斤小米，而六专区各县20599名妇女参加纺织，纺花织布150412斤，得工资114681斤小米和225698元（《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10页）。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充分肯定1942年的救灾工作，认为“这一年的救灾成绩是很大的，令人满意的。在根据地基本区说来，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前，可以说是‘没有饿死一个人的’，一九四二年的灾荒，基本上是渡过去了”（《财政经济建设》，第248页）。不过，灾区的公粮减免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贷粮赈济粮和以工代赈等措施也扩大了财政支出。1943年5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要克服赔钱救灾的不足，这样容易使一些救灾工作难以继续进行（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

　　在扬弃1942年救灾经验基础上，1943年太行山区立足实情，强调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要求干部组织和领导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1943年7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豫区党委等先后发出紧急号召和指示，发动灾民用生产战胜灾荒。1943年7月20日，晋冀豫区号召所有共产党员以模范行动来说服群众，动员群众积极开展有效的自救运动。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要求救灾工作首先树立长期、整体、自救、生产的新观点，其中生产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194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打破灾民依赖心理，反对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调，必须“依靠劳动人民自己救自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50页、第352页、第355页）。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回顾此前救灾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指示“救灾工作必须从头到尾贯串生产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救灾才能收到积极的效果”（《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14页）。

　　这一时期，在连年灾荒重击下，一些基层干部缺乏领导灾民生产救灾的信心，不少灾民无心也无力从事生产，甚至一度滋生宿命思想与怨命情绪。有鉴于此，各级党政机构积极开展思想宣传，通过召开会议等方式，帮助干部群众树立生产自救信心。一些支部会议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草叶、吃皮革的艰苦卓绝教育支部成员，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想办法克服任何困难。晋冀豫区党委指出“必须充分相信我们能够战胜自然所给予我们的困难，我们曾经过雪山与草地等人类所不能想象的困难，我们有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曾经不只一次地战胜了一切天灾人祸，度过与克服一切困难”（《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49页）。各地通过村村组织大会、挨家挨户教育灾民，不断提高群众思想认识。

三

　　这一时期，太行山区生产救灾得益于强大的组织力量，又推动组织进一步发展。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大力发展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并将群众组织到各系统各团体中。1943年党政军民学的各类组织深入各乡各村，几乎触及每家每户每个人。在此基础上，太行根据地从组织力量的纵横两方面保障生产救灾的贯彻。横向上，救灾委员会由各级政府首长直接领导负责，动员与调配各单位各部门力量参与。与此同时，各级党委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执行，形成党政军民学多轨落实。纵向上，晋冀鲁豫边区、专区、县、乡、村都成立救灾委员会，生产救灾可以贯彻到乡村，直至落实到家庭和个人。

　　严峻灾荒下根据地灾民深陷生活和生产困境，缺乏粮食、种子和工具等。在这种情况下，太行山区根据地借助组织力量对灾民生产进行细致入微的组织管理。要求干部学会领导生产，订立长期救灾计划；从按家计划着手，具体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计划为基础，订出农业生产计划，组织劳动互助和合作经营；党员干部深入每家每户，帮助灾民制定具体计划，安排农事工作与家庭生活。

　　太行山区有效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财政经济状况快速好转。根据地整合政府救济、社会互济和民众的生产自救，组织党政军民学全体人员参与生产，最终不仅帮助灾民顺利渡过严重灾荒，而且迎来全民族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推动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有效稳固和促进了根据地发展，使根据地重新出现“兵强马又壮”的有利局面。

　　太行山区的探索为革命根据地应对灾荒积累了经验，1944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其他根据地注意太行山救灾经验，“动员组织党内外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由此，太行山区的生产救灾经验被迅速推广开来。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普遍践行生产救灾，有助于凝聚全体人民战天斗地的巨大能量，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作者：曹佐燕，系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