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字典 一桩大事业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编纂的第一部国民字典。金克木曾说：“谈论字典等同于谈论中国的前途。”周有光曾赞扬《新华字典》是“一本小字典，一桩大事业”。近日，最新修订出版的《新华字典》（第13版）（商务印书馆，2026年）是这桩“大事业”持续推进的又一步。

　　对其评价，可从语言意义与社会意义两个层面展开。

　　其一，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1版《新华字典》，首次采用简化字编纂并标注汉语拼音，在汉字、词汇、字义、检字法等各方面体现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这一地位并非自然形成。1950年魏建功拟定《编辑字典计划》，明确其使命是“为语文规范化服务”。魏建功及那一代语言学家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自觉，使《新华字典》从诞生起便超越一般识字工具，成为承担语言规划功能的权威文本。即便单看辞书体例，它也高度创新——融释义、注音、例证、义项分合、词性标注于一体，在有限篇幅内实现信息密度最大化，为普及型语文辞书确立了典范。

　　70年来，推广普通话、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推行等带来诸多变化，《新华字典》既要接续传统，又要适应新规，需要深厚的专业功力与学术智慧。每一次修订都是面向大众的考试，测量着修订者的思想觉悟、社会感知力和语言敏感性。普通读者关注增收了哪些新词；辞书工作者则在意异体字规范、义项增删、例句替换所体现的精益求精机制。从“晒”“秀”等新义项处理，到第12版收“初心”“点赞”“二维码”、第13版收“站位”“赋能”“云端”“人工智能”，再到对“怼”“躺平”等口语词进入书面规范的多角度评估——这些都是辞书学界“规范与描写如何平衡”命题的生动实践。

　　其二，《新华字典》是以条目形式呈现的知识工程，内含公民常识，典藏家国记忆。辞书是人类知识的记录簿，每查一字便激活一个微型知识网络：部首检索强化对字形结构的分析能力，义项排序展示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演化路径，精准例证提供理解词义的语境锚点。遇生字而查字典，探究词义后回到文本重新理解——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深度学习，是培养语言准确性、信息鉴别力的基础路径。

　　凭借语言的经典性与知识的常识性，《新华字典》历史上为扫盲、基础教育、民族地区推普作出重大贡献；当下对书香社会建设同样功不可没。共同的语言与集体记忆，正是构筑“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由此再看，它确是事关国家的“大事业”。

　　《新华字典》长盛不衰，关键在于持续修订。修订者为一条地名读音、一个字的增列、一项义项的取舍，反复琢磨，开会研讨，甚至奔波千里听取当地人意见。核实地名时需翻检全部已出版地图，再实地勘察，将调研材料与文献比对，三者音形义均无矛盾方能定案。剪刀加糨糊式的粗制滥造，编不好字典。在这一过程中，《新华字典》维护着语言文字规范，阐释着公民常识，也凝成了“担当使命、服务人民、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追求——这是辞书人与出版人共有的精神财富。

　　辞书表面是词条缀合，内里却是完整体系，反映并塑造着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如今迈入数智时代，知识供给空前便捷，面对如此能干的智能体，人类还需要辞书吗？实践将证明：不仅需要，角色还会更重要。

　　辞书的基本功能是知识整合与供给，并在其中进行知识再生产。作为人类知识的基本集合，辞书可校验智能体输出、甄别其谬误。

　　从语文教育角度看，《新华字典》这类经过严格认证的知识权威，能提供真实可靠的辨析依据，在信息纷繁的当下尤为可贵。数字化手段应进一步强化这种可信赖感，让便捷高效建立在严谨可信的基石之上。

　　数智时代辞书仍是社会“刚需”，但形态会变——未来辞书或以“隐身跟随”方式服务：平时不见，需时即现。在此背景下，《新华字典》如何与时俱进、引领辞书发展方向，值得全体辞书人深思。

　　（作者：李宇明，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