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能否借助人工智能破局

　　【数智时代与古典文学】　　

　　1940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自序中感叹：文学史者的工作“艰难而又危险”：不仅材料繁杂，难以剪裁得当；立论也容易受主观影响，不易做到公允。尽管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已历经百余年，其间问世的文学通史多达九百余部，但包括刘大杰在内的众多文学史家，撰史时仍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期待有来者能突破文学史书写的瓶颈。近两年来，人工智能以迅雷之势冲击了多个领域，文学史的书写能否借助人工智能破局，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首先，借力人工智能能否得出关于“中国文学”的最优解？

　　胡怀琛说：“中国文学，体裁之多，名称之难，为他国所未有。”早期汉学家在面对这一难题时，同样感到棘手。他们或尊重中国的传统做法，强调“无法将那些构成一国文学的实质，却在另一国文学中居于次要位置的作品放在首位”（俄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或迎合西方的阅读趣味，直言“可以毫不冒犯地说，这项工作可能不会令中国本土的公众满意”（英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或尝试融汇中西，由兼容“四部”的“文化史”（古城贞吉著《中国文学史》，1891），定型为小说、戏曲与诗文并举的“文学史”（笹川种郎著《中国文学史》，1898），并影响到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书写。

　　然而，中西方文学观念虽有共通之处，其相异之处则更令人瞩目。如曾毅所说：“以异国人治异国文学，其为隔靴搔痒。”中国本土文学史自诞生之初，就致力于走出西方与日本的阴影与局限。于是，设专章探讨“文学之定义”“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成为早期本土文学史书写的常态。从文学史设专章、到单篇专论如朱希祖《文学论》（1919），再到专著如余来明《“文学”概念史》（2016），大多先援引中外文献中的文学概念，希望通过比对得出一个中西共通的“最优解”。

　　遗憾的是，中外文献浩如烟海，以往这种“求解”的过程无异于大海捞针，降低了得出“最优解”的可能性。而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它可以依托海量的数据库和精准的检索技术，快速提取相关数据，并根据指令整合与归纳，省去人工翻检旧籍、翻译外文的工夫。尽管在当下借助人工智能仍然存在较大风险，因为它可能会一本正经地提供虚假文献，也会疏漏大量尚未入库的史料，但是随着技术的升级、数据库的完善，这些问题应该会得到有效解决。届时，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传统出发还是从中西比较的立场审视中国文学的特性、界定中国文学的范畴，都将获得更充分的文献与理论支撑。

　　其次，借力人工智能能否改变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方式？

　　历代文学史家的共同困境是作家云集、作品众多，仅凭个人力量难以穷尽。20世纪上半叶，罗庸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称：“中国过去没有文学史，这不能责备古人的糊涂，而他们有所不敢为者在。因为要治文学史，必得先对各家的文集，都有精深的研究，融会贯通后，才能够凌空做一番鸟瞰的工作。这谈何容易？中国的文集，岂是一人所能读尽的？”因此，早期文学史大多以“大纲”“简史”“要略”的形式出现，粗陈梗概，择要列举，很难编写出如郑振铎所期待的、能够呈现“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文学史。

　　1943年，李嘉言提出可以采取“分工合作”的编撰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嘉言率先组织河南大学同事合编了《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1951）、《中国文学史讲稿》（1954）。此后，集体分工与跨院校协作等著述方式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有中山大学詹安泰、北京大学游国恩、南开大学陈介白、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冠英等各自牵头，组织编写团队；七八十年代，出现了十三所高等院校参与的《中国文学史》（1979）、六省市十一院校合作的《中国文学简史》（1980）等合编文学史；近三十年，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997），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999），袁世硕、陈文新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2016）等。

　　人工智能的出现，或许将催生出人机对话、人机合力的新模式。当下的古籍数字化建设为人工智能跑数据提供了“燃料”，如“识典古籍”收录六万余部，囊括多种四库未收文献，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也整合了海内外多家机构善本。依托机器学习与知识图谱，人工智能不仅能大幅度降低文献查找与整理的成本，还能生成文献综述、量化分析文本、提炼提纲思路，钩沉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蛛丝马迹，拓展既往文学史书写的盲区。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放权给人工智能。尽管大数据、全样本可能会催生或涌现“其义自见”的总体效应，但目前为止，史料取舍、真伪考辨、价值评估、历史分期等，仍须依赖史家的学术眼光。倘若用人工智能来探究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民族特性，无论是主导或是辅助，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我们不能将理论建构的话语权交给汉学家，更不可能将话语权委托给人工智能。

　　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工智能已势不可当，唯有让它沿着正确的路径有效地辅助文学史家，才是技术和人文接轨的应有之义。

　　（作者：白金杰，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