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文学史知识安全问题

　　【数智时代与古典文学】　　

　　开栏的话

　　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这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数智时代古典文学的研究之路该怎么走。从古诗词文创作、作品注译、版本校勘、编年体和年谱类著作的编写、文学史著写作到文学数据库建设与使用等各方面，处处都可见或可以预见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必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与得力助手，如何看待与使用人工智能，也成了一个前沿话题。为此，我们特辟《数智时代与古典文学》栏目，及时展现人工智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思考与应用，以飨读者。

　　数智时代如何保障文学史的知识安全，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挑战。无论是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者，还是它的接受者、使用者，都面对着人工智能带来的重重困扰。

　　2025年，笔者给武汉大学本科生讲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平时成绩这样产生：《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每章后都有思考题，学生任选一道，先下指令让深度求索（以下称“DeepSeek”）做，接下来学生在DeepSeek答案基础上参与课堂讨论，内容包括：从DeepSeek回答受到什么启发；DeepSeek在论证逻辑和知识运用方面的不足或错误；在DeepSeek答案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新的答案。DeepSeek的答案和修改后的答案，加上课堂讨论，就是平时得分的依据。

　　这个教学过程,让笔者留意到文学史知识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五种情形。

　　其一，DeepSeek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算”出答案，甚至“算”出高水平的答案。例如，关于“汤显祖的诗人情怀与传奇创作之间的关系”，DeepSeek依次就“情感内核的统一性”“诗性语言的移植转化”“诗学技法的结构渗透”“诗学理想与戏剧功能的互补”“诗化人格的戏剧投射”做了阐述。对此，学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问题意识较为鲜明。关系阐释较为辩证。答案逻辑层层递进。”

　　从汇总的一百多份作业来看，DeepSeek生成高水平答案的前提，大体有二。一是选择了恰当的搜索方式。“DeepSeek在作答时会为提问者提供三种选择：可以‘深度思考’，也可以‘联网搜索’，还可以都勾选。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只‘深度思考’的人工智能无法对文学典籍进行剖析解读，为了答案的完整性开始引用很多和主题关联不大的术语，看起来高深，但存在大量逻辑问题；只‘联网搜索’得到的答案过于简洁，缺乏论证；从答案完整性和学科特点来看，同时选择‘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生成的答案比前两种更好，格式也比较正常。”二是所投喂的资料丰富充实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以“汤显祖的诗人情怀与传奇创作之间的关系”为例，DeepSeek的答案之所以符合使用者的期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合理”调用了“参考文献”。所说的“参考文献”，“包括基础理论、专门研究汤显祖的论著和文体理论”。DeepSeek“首先引用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通史研究论著确立基本的理论依据，其次选用邹自振《汤显祖综论》等研究专著深化具体阐释，最后结合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等理论，从文体互动切入，其调用参考文献的逻辑是合理的”。学生所提到的这些参考文献，都是涉及这一问题的高水平教材和专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参考文献，DeepSeek就不可能拿出好的答案，它只有生成能力，没有原创能力。

　　其二，DeepSeek的语言，尤其是术语和标题，常常包装过度，辞藻华丽而不知所云。以术语为例，在回答《水浒传》的主旨与其结构安排的内在联系时，DeepSeek频繁使用“压迫的复调”“伦理风暴”“结构性寒颤”“结构性精神分裂”“悲怆赋形”“隐喻矩阵”“主体湮灭”“精神遗骸”“结构暴力”“结构赋形”“死亡赋格”“哲学闭环”一类表述，看似新颖高深，实则不着边际。其他答案中，也经常出现“复调式批判”“后现代拼贴”“命运互文”“谶应叙事的复调性”“空间诗学”“结构性悲剧”“反思性觉醒”“符号化书写”“现代性萌芽容器”“权威框定”“历史肌理”“工具性反派”“性别桎梏”“寓言宇宙”“哲学装置”等术语。以标题为例，在分析《西游记》“以文为戏”的风格时，DeepSeek的二级标题全是中间加冒号的两段组合式。第一版的表述如下：“形式技法的戏剧化表达：文学手法的舞台转换”“主题层面的游戏性结构：对神圣秩序的戏谑颠覆”“三教思想的诙谐转码：哲理内核的通俗演绎”“当代改编的基因延续：经典叙事的跨媒介再生”。第二版的表述如下：“概念厘清：明代‘戏笔’的文学史定位”“文本分析：三重维度的‘戏笔’实践”；“悲剧内核：游戏笔墨下的存在之思”“结论：游戏精神的明代特质”。DeepSeek之所以偏爱“中间加冒号的两段组合式”，大约是受了域外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的影响。

　　其三，DeepSeek没有辨别信息真伪、对错的能力。如果喂给它的是错误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它也照样吸收。例如，DeepSeek对《西游记》内涵的分析，就犯了多个知识性的错误。首先，以唐僧的迂腐与孙悟空的顿悟作对比，提出“修行在个人”的观点，过于牵强附会；说儒家忠君观念（唐僧对唐王）、孝道（目连救母原型）贯穿《西游记》始终，也不符合文本实际。讨论“《红楼梦》写了多种人物的悲剧，总体的悲剧意识是怎样体现的”，概念混淆或过度解读的情形时有所见。例如这样一些判断：“林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生存体验，展现知识分子在礼教社会中的精神窒息”“贾政教子的失败象征父权权威的瓦解”“探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改革凸显传统治理模式的穷途末路”“宝玉的‘情不情’（对无情事物也赋予情感）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荒诞英雄形象形成跨时空呼应”。DeepSeek所接受的多是近期流行的信息，长处是新鲜，短处是不可靠。

　　其四，DeepSeek缺少直指要害的能力，又怕使用者失望，因而在面对一个问题时，往往力求“全面”，凡是有点关联的，都一股脑儿放入答案，看起来系统完整，实际上消解了核心内容。例如，论及“在明代‘四大奇书’中，《金瓶梅》的题材选择有何特色”，DeepSeek所列的三个小标题，“题材的市井化与日常性”“题材的批判性与暴露性”“题材处理的美学新变”，只有第一个才与提问密切相关，第三个偏题最远。而恰好是第三部分，在DeepSeek的答案中所占篇幅最大，包括“‘以丑为美’的审美开拓”“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强化”“悲剧意识的深化”等具体层面。关于“洪升重新演绎天宝遗事，化《长恨歌》现实的‘长恨’为幻想的‘长生’的深层意蕴”，DeepSeek列了五个小标题：“‘至情’哲学对悲剧宿命的超越”“个人命运与历史兴亡的双重寄托”“对帝王爱情的祛魅与人性化”“艺术形式与思想深度的互文”“结语：幻美之境中的时代叩问”。这五个小标题中，只有第一个与提问直接对应。论及“《聊斋志异》引起文言小说的再兴，何以没有一部可以与之相媲美”，DeepSeek列了四个小标题：“文体实验：传统的裂变与重构”“现实之镜：批判精神的诗性表达”“雅俗之际：叙事美学的平衡术”“历史宿命：文体衰落的必然性”。前三个部分侧重说明《聊斋志异》的卓越之处，与提问的关联度极低，只有最后一点较为切题。论及“《聊斋志异》与前出志怪小说的根本区别”，DeepSeek一连串列了五个方面，“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叙事美学的范式突破”“现实批判的深度开掘”“女性书写的现代性萌芽”“文人精神的双重投射”，没有一条直指要害。

　　其五，DeepSeek的事实叙述，尤其是原文引用，准确度不高，有些“原文”甚至是编造出来的。例如，在回答《水浒传》的主旨与其结构安排的内在联系时，DeepSeek所“引用”的《水浒传》，七处是模仿原著写成，有的意思与原著大体相近，有的意思相距甚远，有的属于断章取义，但都制造了一种“文本实证”的错觉。在“比较《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悬念手法的异同”时，引了“《三国》之妙，在知大势而藏小隙”，说是清初毛宗岗的话；引了“《三国》善布大势，《水浒》工描细流；大势如棋局昭然，细流似暗礁潜涌，各极其妙”，说是清中叶章学诚的话，其实都是无中生有。在讨论“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意义”时，所引“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本是《红楼梦》第五回《终身误》的曲词，却说是“脂批所言”。所引“宝玉者，此书中第一解脱之人，亦第一未解脱之人也”，说是出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其实王国维并没有说过这句话。

　　从上面梳理看得出来，人工智能可以造福于人，也可以带来风险。在有能力给人工智能把关的人那里，作为整理材料、梳理问题的助手，其效率确实很高；如果遇到有欠缺的答案，把关人可以凭自己的学识加以改正或完善。但如果操作者没有把关能力，人工智能就不那么安全了：无论是找人工智能提供文献资料，还是找人工智能润色文字，或是让人工智能提供参考答案，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坑”。

　　文学史的知识安全问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中提出来的。在笔者看来，数智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研究，应把培养人工智能把关人作为一个重要目标。

　　作为人工智能的把关人，深厚的文学史素养、文献学功力和文化史积累不可或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既包括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也包括文学发展的机理和连续性轨迹，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社会机制、社会条件和文化生态，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和兴衰，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和文学观念等。这些广泛涉及文学、文献和文化的内容，对于人工智能的把关人来说，只能比以往的专家掌握得更系统完整，而不能打任何一点折扣。

　　作为人工智能的把关人，还要有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在数智时代依然大有用武之地，但现代文献学的方法，或许更加重要。人工智能制造“伪知识”的能力极其强大，人也需要有相应的学术工具及时纠错。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小型而简单的数据库所在多有，但能够进行海量数据存储的大型数据库系统尚未得到开发应用。中国文学史知识数据库建设，既可以造福学术研究，也可以为文学史的知识安全提供重要保障，因而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人工智能取代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和内行，但数智时代对专家和内行的要求比以往更高。面对人工智能，不应把它拒之门外，而应有效地掌控它，让它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助手。

　　（作者：陈文新，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