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和世界史：会通融合中共生与成长

　　【学术争鸣】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然而，区域国别学的问世也引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与既有的世界史学科究竟是什么关系？学界围绕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学科的关系产生了诸多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是一种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竞争对立关系，担忧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抢走”世界史的研究资源、影响世界史的生源质量、挤压世界史的学术空间，从而削弱世界史学科的传统地位。笔者认为，区域国别学和世界史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支撑、彼此会通融合的共生关系。正如钱乘旦先生指出，区域国别史既属于世界史，也是区域国别学的组成部分。世界史应该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二者的会通与融合，不仅不会削弱任何一方，反而能够实现彼此赋能成长的协同效应。

世界史对区域国别学的支撑

　　众所周知，如果说世界史学者推动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创设与发展，那么世界史学科同样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

　　第一，世界史的纵深视域规避了区域国别研究可能出现的“就事论事”。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用“长时段”的方法研究缓慢变迁的历史，这种历史深度是高质量区域国别研究的必备要素。区域国别学的一个潜在风险是过度关注当下事件、即时趋势和短期波动，而忽视了长时段的结构性力量。在研究方法上，应坚持“长历史时段”与“深田野调查”相结合。没有历史纵深，就无法理解当代问题的根源，缺乏对这些表层现象背后深层结构的追问。没有实地感知，则容易陷入数据与文本的迷雾。历史视角可以帮助区域国别研究者意识到：许多看似“新闻”的热点事件，不过是长周期历史结构的重复表达。

　　第二，世界史研究中的比较视野，有助于克服区域研究本位倾向。区域国别研究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区域研究情结”——即对研究对象的独特偏爱，以至于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比较的例外。这种倾向在人类学传统的区域研究中尤为突出：每个区域都被描绘成一个具有独特文化逻辑、不可通约的社会世界。世界史学者则习惯于在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之间寻找共性与差异，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这种比较视野可以帮助区域国别研究实现“特殊中有一般、一般中见特殊”的平衡。

　　第三，世界史研究中“论从史出”与“史为今用”的深厚传统，构成了区域国别学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基础。“论从史出”，要求一切理论建构与区域知识都必须植根于对特定区域历史脉络的实证考察；“史为今用”则指的是借鉴历史的经验预判局势发展。世界史研究可以提供两种重要的预判资源：一是在历史经验中识别出某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从而对当下的类似情境提供类比参照；二是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失败案例、转折点和临界点，提醒当下的决策者避免重蹈覆辙。世界史学者如果能够将这种历史智慧有效地转化为对当代问题的分析框架，将成为区域国别研究团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四，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些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可以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区域国别学应该构建并传递一套能够为研究对象国和地区所接受的话语，并使之“内化”为自身的观念和意识。世界史研究中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为之所用。如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概念的基础上，提炼出“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等标识性概念，提出“文明交往论”这一原创性理论。“文明交往论”为区域国别学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内在的逻辑框架。一种社会结构的形成，往往是自身文明演进与外部文明要素相互交织的结果。“文明交往论”还引导研究者超越短期、表面的政策波动，从文明特质、历史记忆、宗教情感、文化心理等深层结构出发，理解一国一域的行为模式与发展选择。

区域国别学对世界史的拓展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非但没有削弱世界史，反而从多个维度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拓宽了研究议题。

　　第一，区域国别学的兴起，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史学者对当代议题的关切程度。以往的世界史研究也会注重现实关怀，但历史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对当下的观照多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而区域国别学的登场，则要求世界史研究必须超越书斋里的史料梳理，将学术洞察力转化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问题能力，确保学术探索始终锚定在国家最需要的方向上。换句话说，世界史学者应该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全方位考察，形成系统、客观、真实的整体知识谱系，为国家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第二，区域国别学助推世界史研究议题从“西方中心”拓展到“全球视野”。传统世界史研究中长期存在一种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无论是研究力量、学术资源还是问题议程，欧美历史都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亚非拉地区的历史研究处于边缘地位。区域国别学的兴起，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催生的对非西方世界研究需求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格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交往日益密切，人们对这些地区历史认知的需求急剧上升。区域国别学对非西方世界的当代关注，自然地延伸出对这些地区历史的深度追问，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空间拓展。近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全球史转向”方兴未艾，东南亚史、南亚史、中东史、非洲史、拉美史等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可以说，区域国别学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史打开了一扇通向真正的“全球视野”的大门。

　　第三，区域国别学推动世界史向跨学科对话的方法论延伸。尽管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经历了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深度交融，产生了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历史政治学等理论流派，但中国世界史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仍显不足。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特性，为世界史提供了天然的跨学科对话平台。当世界史学者参与区域国别研究议题时，他们需要与政治学者讨论国家理论、与经济学者讨论发展模式、与人类学者讨论文化逻辑、与地理学者讨论空间分析。这种“跨界交流”，实质上是方法论自觉的提升过程，是区域国别学所促成的跨学科“溢出效应”。

　　第四，区域国别学扩大了世界史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传统世界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体现为期刊论文、学术专著和教材。这些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往往停留在学术共同体内。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为世界史学者开辟了新的成果转化渠道。世界史学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接”现实需求：参与撰写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报告，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在媒体、公共讲座等平台上，就国际热点问题进行深刻解读；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将历史视角带入对当代热点问题的综合分析。成果传播与转化渠道的多样化，不仅提升了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可见度，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社会需求的增长反过来激励更多的世界史学者关注具有现实关切的议题，从而使学科保持活力。

会通融合：区域国别学和世界史共生共荣的路径

　　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的实现并非自动发生，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主动推进。

　　第一，弱化学科边界，强化问题意识。学科划分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精细化、专业化，但知识本身并不存在边界。知识的生成与演变遵循的是问题本身的逻辑，真正具有原创性与解释力的研究，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地带。一项关于西亚北非海洋贸易网络的实证分析，既可为区域国别学提供鲜活案例，又能丰富世界史对早期全球化动因的认知。正是这种“双重归属”甚至“多重归属”，赋予了学术研究以张力与超越性。因此，要鼓励学者跨越学科边界、拥抱交叉，如此“学科会通”才不会沦为口号，而成为知识创新的真正引擎。

　　第二，在研究生培养改革中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学科融合的根基在于人才培养。目前，中国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生培养体系相对封闭：世界史学生很少系统学习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区域国别学学生则往往缺乏扎实的历史学训练。理想的跨学科培养方案应该是双向的。对于世界史方向的研究生，应在传统史料学和史学理论课程之外，增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入门、区域国别研究导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等课程；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则应增设世界史通论、史学方法与史料批判、区域历史专题等课程。更重要的是，应鼓励实行“双导师制”，探索“主辅修制”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由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领域的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引导学生系统掌握两个学科的核心课程和研究方法。这种培养模式虽然对学生的要求更高，但产出的人才也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组建跨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是推动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融合的有效组织形态。例如，一个研究“中东部落与现代国家建构”的项目，可以组建包括世界史学者（研究部落历史变迁）、政治学者（研究国家建构与部落政治互动）、经济学者（研究部落经济发展模式）、人类学者（研究部落族群关系与文化认同）在内的研究团队。每个人贡献自己学科的专业视角和方法，通过定期研讨、共同开展田野调查、联合写作等方式，形成真正跨学科的综合性成果。这种团队合作模式对项目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单一学科研究无法比拟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持久的学术伙伴关系。

　　第四，人工智能时代数字人文的发展为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和方法，使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宏观分析成为可能。例如，利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者可以将中东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边界、部落人口分布、经济贸易路线、宗教传播等地理信息叠加在当代地图上，直观地展示长时段的结构延续与断裂。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研究者可以对海量的历史文献和当代媒体文本进行追踪，包括追踪概念、话语和叙事的时间演变。上述数字技术和方法的应用，需要研究者同时具备历史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这为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者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双方可以共同设计数据库框架、解释分析结果、验证研究发现，从而实现方法论层面的深度融合。

　　上述可知，区域国别学并没有削弱世界史，恰恰相反，它为世界史提供了补充和壮大的契机。同时，世界史也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时间深度、比较视野和方法论工具。二者的会通与交融，是一种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而非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正如陈恒教授在其《区域国别学的未来》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区域国别学的未来方向是系统的区域历史学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如今，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外部世界的深度认知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刚需。这种需求不可能仅靠单一学科来满足，必须依托多学科的协同努力。没有历史深度，区域国别研究将是浮于表面的；没有现实关怀，世界史将是封闭的。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既有时间纵深又有空间广度、既有理论追求又有现实关怀的知识体系。这一融合过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学科壁垒、体制惯性、资源分配、评价体系等因素都可能构成障碍。为此，学者们应摒弃门户之见，以问题为导向、以学术为志业，在开放对话中探索融合之道。著名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套用这一表述，我们也可以说：区域国别学是当代的世界史，世界史是过去的区域国别学。二者本是同一知识追求的不同时态。打破学科区隔，让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进一步整合，我们才能获得对外部世界真正系统的理解。

　　（作者：韩志斌，系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