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与汉代儒法之治

　　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在文帝、景帝至武帝、宣帝经历了巨大转向，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被武帝抛弃，代之以“霸王道杂之”的新理念。然而“王道”与“霸道”的治国方略之间存在对立，西汉王朝调和二者的努力贯彻始终。武帝之后王朝治国方略围绕儒法之治展开，这集中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

　　《盐铁论》由汉代士大夫桓宽编撰，记录了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这场由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与各地举荐的贤良、文学围绕盐铁、酒榷、均输、边费、刑法等问题展开的论辩，由具体的经济政策而起，进而指向国用支撑、边防维系、民生安顿、制度运行等治国问题。大夫一方执掌财政边防，重视资源统筹与事功实效；贤良、文学一方倡言民生德教，看重社会风俗与人心教化。双方立场虽有不同，却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往复辩论中相互补偏，展现出对立与协同的张力，构成汉代儒法之治的基本格局。

兴利国用：大夫一方的治理考量

　　《盐铁论》中大夫一方的基本立场是从国家现实需要出发，以维护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制度。其思想与先秦法家重制度、重功效、重国家能力的传统相通。商鞅重农战，韩非子主法术势，都是强调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来组织资源、整齐秩序、增强治理能力。大夫一方所论，正延续了这种重视国家有为的思路。

　　《盐铁论·本议》篇中大夫提到匈奴“数为寇暴于边鄙”，边境防务需要大量支出，国家财用随之紧张，若不“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以“佐助边费”，则无法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威慑。在大夫看来，盐铁之利并非一般商贾之利，而是关乎边防供给、财政充盈和国家安定的国用之利。《盐铁论·禁耕》篇中，大夫又提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认为盐铁等重要物产若完全由富商大贾操控，容易造成价格高下不定、贫富差距加大。若由国家设官管理、调节价格，则可以减少市场中的欺弱不平，使百姓免受“囤积居奇”之苦。关于“均输之法”，大夫提到“通有无之用”“调缓急”，其重点不在于赋税转输，而在于由国家调剂各地物产，使有余者得以流通，不足者有所补给，急需之时有所接济，从而缓和物价起落，维持民生日用。

　　大夫一方虽承续了先秦法家的思想脉络，其论辩重点却也不同于此前的富国强兵之论。商鞅、韩非所面对的是诸侯竞争中如何强国、治民、用吏的问题，而《盐铁论》中的大夫一方所面对的，则是汉代大一统国家长期运行中的财政供给、边防支出、资源管理和市场秩序等问题。国家取利并非简单的强国足用之计，还要说明为什么取、取之何用、所济何事。由此看来，大夫一方所体现的“法”，已不只是刑名赏罚意义上的法，更多表现为国家组织资源、调配财用、维持秩序的制度能力。

安民教化：贤良、文学一方的民本立场

　　贤良、文学一方重仁义、尚德教，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其立场承续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传统。孔孟论政，仁义之外，始终不离百姓生计。《论语》所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孟子》所说“制民之产”“无恒产者无恒心”，皆把百姓生计看作政治秩序和教化展开的基础，贤良、文学所坚持的，正是这一以民生为本、以教化为归的治国思路。

　　《盐铁论·本议》篇中，文学批评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并认为其后果是“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使“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贤良、文学主要的忧虑并不是国家获取财富，而是担心国家取利的方式会牵动社会风气。官府若直接经营财利，官吏、商贾、百姓都可能被逐利之风带动，农业生产、民间风俗和教化秩序也会受到影响。《盐铁论·水旱》篇中，贤良、文学进一步批评官营铁器“多苦恶”，百姓“器难得”，甚至出现“木耕手耨，土耰淡食”的情形。贤良、文学认为，若一项制度虽能增加国家财用，却在田间耕作之际造成农具粗劣、价格偏高、购买艰难，则此制度便须重新衡量。在《盐铁论·刑德》篇中，文学认为法令不宜过密，强调刑罚必须让位于教化，政令必须让位于宽和。由此可以看出，贤良、文学始终紧扣制度运行是否便民、利农、安生这一根本尺度。

　　与先秦儒者相比，贤良、文学面对的是不同的政治环境。先秦儒者多在诸侯之间讲仁政、谈教化，劝说君以民为本，《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则是在汉代朝廷议政中，面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边防财政、刑法繁简、官吏执行等具体国政。正因为讨论对象已从道德劝谕转向具体制度，儒家的民本与德教传统，便不再是理想性的价值倡导，而成为评议制度运行的现实尺度。财政取用要顾及百姓承受，法令刑罚要合乎人情，官吏执行要便民安民，边防支出也不能脱离民力基础。

有为有度：汉代的儒法之治

　　纵观盐铁之议，辩论中呈现的儒法关系，已不同于先秦儒法之争中仁义与刑名、德教与法制、“王道”与“霸道”之间的直接分辨。在《盐铁论》中，争论并未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而是落到了盐铁官营是否伤民、均输平准是否便民、边防财用如何筹措、法令刑罚如何施行等具体问题之中。也正是在这些具体制度的反复辩论中，儒家的民本关怀与法家的制度意识不再相互排斥，而开始相互补充。这并非把儒、法两种思想简单相加，更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承认国家必须有所作为的前提下，进一步追问这种作为应当如何节制、如何合乎民力、如何不失教化本意。

　　《盐铁论·刺复》篇中，文学回顾了武帝以来的政治风气，提到先有“奋击之士”，继有“兴利之臣”，再有“憯急之臣”，以至“上下兼求，百姓不堪”，以此说明国家治理中容易出现的连锁反应，即边事紧张，则财政取用随之加重；财政取用加重，执行中就可能增加百姓负担；政令趋急，又容易带来法令繁密、刑罚偏重等问题，若层层加码，原本为国计民生而设的制度，反会偏离安民初衷。因此，大夫一方所重的制度能力，必须接受民生尺度的约束，而贤良、文学所守的仁义教化，也必须回应国用边防的现实需要。因此，国家治理既要依靠制度解决现实问题，也要时时顾及百姓承受能力。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有所作为而不过度扰民。

　　盐铁会议后的政策调整，正体现了这种取舍。朝廷罢除了酒榷，也裁撤了部分铁官，但盐铁专营和均输之法并没有全部废除。这样的结果，既不是大夫一方完全获胜，也不是贤良、文学一方完全失败，而是在国家财政需要、边防供给和百姓承受之间作出的权衡。《盐铁论》所呈现的儒法之治，体现为国家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作为过度；制度需要建立，但施行时要审慎；财用需要筹措，但不能不顾百姓负担。它留给后人的启示，不只是盐铁政策本身正确与否，更在于说明治国理政既要有组织资源、维护秩序的能力，也要有体恤民生、涵养风俗的意识，能够在有所作为中守住分寸，在国家取用中顾及百姓。这正是《盐铁论》给后世的启发。

　　（作者：叶林，系云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