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中有一句警语：“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在他看来，如果一篇作品仅仅追求外在辞采的华丽与繁密，却缺乏真挚、深厚，源自生命体验的内在情感作为支撑，那么这样的文字无论表面多么光鲜，读起来必然让人感到平淡乏味、心生厌倦。这句话之所以令人警醒，在于它背后有一个更深的辨析——文章的写成，究竟是“为情而造文”，还是“为文而造情”。前者以真情为出发点，文辞是情感自然生长的枝叶；后者颠倒本末，以语言的繁华去填充、勉强模拟一种情感的外貌。刘勰又进行了解释：“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感是文学的经线，语言是文学的纬线。经线若不立，纬线织得再华美，也不过是一匹虚浮的锦缎。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以来有“情本文末”的说法，情之所以为本，在于它是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真正的桥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墨色斑驳、涂改狼藉，本是悼亡草稿，反而成为“天下第二行书”，因为血泪在笔下流淌时，哪里还顾得上章法？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情在前，采在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是结果，情是根由。
历史上的“繁采寡情”，从来不是新鲜事。刘勰所在的时代，六朝“采滥忽真”之风盛行，梁陈宫体诗极尽声色描摹，辞藻精雕细琢，至于家国之思、人生之慨，却往往付之阙如。宋初西昆体是此路的延伸：刘筠、杨亿诸人，用典繁密，功力深厚，却总给人“隔”的感觉，那层华丽的织锦把作者的真情挡在后面，同题唱和，写了“断肠”的字句，读者却读不出断肠的感觉。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繁采”换了一副更强大的面孔。“采”的内涵已全面异化为高频的叙事节奏、绚丽的视觉特效、算法的数据反馈和被大数据精准计算的“受众心理阈值”。商业资本与技术算法强力联手，将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叙事经验和情感模式拆解为一个个可供计算的代码与标签。创作者不再是从自身独特的、具体的生命际遇出发感知世界，而是依据大数据的实时热点反馈、受众的“爽点”与“痛点”倒推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冲突甚至是台词的语频。
为了在短短几十秒内锁住用户的注意力，获取高额的点击率与转化收益，作品往往充斥着极致的家庭恩怨、刻意的生死离别、狗血的误会逆袭和高度同质化的煽情桥段。这些作品的情感套路已被总结得颇为精到：开篇前三秒必须制造悬念，数分钟内完成从认识、受难、爆发到反转的完整弧线，配乐精准的卡点，特写镜头的情感放大，整个过程就像被精心计算出来的情感公式。看似情感浓度高，呈现出的却是无节制的情感泛滥。当情感的抒发演变为一种纯粹表演性的技术操练和流量变现的工具时，文艺创作已经脱离具体的生活质感，走向抽象化与理念化，矫情掩盖真情，技巧代替诗意，最终导致严重的情感失真与审美疲劳。
这种由“情感糖精”所引发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体现了刘勰所阐述的“味之必厌”的规律。在这里，所谓“厌”，是无声无息积累的，像味蕾在长期刺激之后悄悄失去辨别细腻的能力。情感的泛滥，最终损耗的不只是几部作品的声誉，而是一个时代观看者感知真情的能力。每天，屏幕向我们推送数以百计的情感事件，这种高频接触、低度投入的情感消费模式，正悄悄磨损着我们感知真情的精度。当所有的悲欢都被精心设计，当眼泪已成为一种可以被触发的条件反射，人心里对真实的敏感，慢慢结出一层茧来。这是情感泛滥、情感失真带来的伤害，也是刘勰这个观点今日读来令人警惕的地方。凡以采代情者，终必被厌；凡以情立文者，终必被寻得。梁陈宫体诗，风行一时，终究沉入历史的尘埃；刘筠、杨亿的精工之作，当年颇负盛名，今日知者寥寥。
“繁采寡情”之反面，不是寡采，而是以情统采——情在，采才有归处；情若不在，再繁华的辞采也不过是无源之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说出很多人工智能创作喧嚣一整年也说不出的东西。作品的秘密，藏在一个叫南枝的女子的善意里：她与叶淑柔横跨两地素未谋面，却在木生死后，年复一年地代他写信、汇钱，只为让那个在潮汕老屋守候的女人，不在漫长的等待中彻底落空。她的爱，从来不需要被人看见，也没有任何人知晓。这样的情感，无法用泪点来安置，也无法用特写镜头来解释——它只是静静地存在着，像泛黄侨批上那些被岁月褪去了颜色的字迹，越是仔细看，越是心里沉。
这与人工智能的创作构成一种几乎刺眼的对比。后者的情感像是车间里出来的产品：规格统一，上色准确，每一个情感点都卡在最有效率的节点上。人工智能短剧里的苦情主角，非要将自己的苦难置于最强的灯光之下才算数。而《给阿嬷的情书》里，南枝代写书信的善意，从不指望任何人发现；两者之间的距离，不是技术层面的粗糙与精细之别，而是情感本身有无根底之分。在人工智能逐渐模糊人机协同写作底线的当下，人类创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那种对生活的真实体察、对时代的深刻回应，以及对自我表达的绝对忠诚。
近年来蓬勃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也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外卖骑手王计兵在送餐的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矿工诗人陈年喜在矿山里写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育儿嫂范雨素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开篇。这些写作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他们的“采”是朴拙的，甚至是笨重的，然而正因为这份朴拙，文字背后生活深处涌出的情感反而毫无遮拦地扑面而来。问他们为何而写，陈年喜的回答只有一句：“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王计兵也说过：“我愿意表达真实情感，真实的生活，不想无病呻吟，写空洞的作品。”这两句朴实无华的自白，几乎就是“为情而造文”在今天的有力注脚。
刘勰写下“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时，面对的是六朝绮丽之风；今日我们读它，面对的是算法与流量共谋的情感工业。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价值在于它对“繁采寡情”的颠覆。当专业创作者被困在流量套路与算法公式之中，当人工智能可以批量生产看似完美却空洞的情感模板时，这些源自生活的素人写作，反而以不可复制的真实，刺破“繁采”的泡沫。文艺创作不必“繁采”但务必求实贵真，让每一次叙事都回归到对生命的温情礼赞之中。唯有以情立文、以真驭采，当代的中国文艺才能彻底摆脱算法的格式化束缚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审美浅表化问题，以一种充沛的、不可复制的人文灵韵，创作出兼具技术理性与时代温暖的文艺作品。
（作者：叶大扬，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