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远行通往更辽阔的世界


【聚焦文学“走出去”】
谈到中国文学“走出去”,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欧美文学市场、英语评论界与国际文学大奖。毋庸讳言,欧美的文学市场、文学批评制度与学术体系,在世界文学的流通中举足轻重,中国文学被欧美读者理解、被西方批评界讨论,当然是值得珍视的成就。不过,也有必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倘若把欧美的接受等同于世界的认可,把进入西方文学机制视为“走出去”的最终凭证,中国文学所面对的世界版图,是不是被悄然压缩了呢?
开阔视野可以发现新的文学交流空间
文学的远行,应通往更辽阔的世界。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应只由通往欧美的单一方向来标记,也应在通向拉美、加勒比、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等更广阔区域的往来中重新获得理解。所谓“走出去”,并不只是单向输出,也可以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彼此抵达,特别是相互之间的看见与成全。这一方向的转换,正是新的时代语境赋予文学“走出去”的新意义所在,也有助于在文学领域建立一个容纳全人类共同价值、更为均衡而开放的新格局。
以欧美为唯一标尺来想象世界文学,并非全无来由。世界文学研究早已揭示,文学的空间从不平坦。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指出,巴黎、伦敦、纽约等少数都市,长期在出版、评论与价值评判上占有更重的分量,无形中标定着何为经典、何为“世界”。
然而,这些研究本是为了诊断既有的不平等,而非要求后来者沿着同一条路径继续寻求承认。在实际的传播与评价中,它们却常被简化为一把隐形的标尺:作品能否进入欧美市场、被英语评论界注意、获得这些机制的认可,仿佛成了判断其“世界性”的关键依据。
当我们把目光从单一方向移开,就能看见另一片久被忽略的区域。新世纪以来,中国与拉美、加勒比、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南亚、东南亚的往来,也构成了中国文学海外流通中颇富活力的一脉。这些地区与中国的经验未必完全相同,却共享着可堪对照的历史处境:近代以来相似的历史境遇、现代化的追赶与转型、发展与尊严之间的张力等。与我们的文学一样,它们也试图以自己的声音叙述世界、确立自身的价值。正因为有这些相通的情感机理,与他们之间的文学阅读不再是遥远他者之间的猎奇,而更接近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看见。
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学交往拥有自己的航道
中国作家麦家的《解密》进入西语世界,由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推出,首印三万册,并被收入其“命运书库”,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拉美大家并列,成为首部入选的中国当代小说,一度登上阿根廷文学类畅销书榜首。耐人寻味的是,麦家本人深受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滋养,《解密》正是向博尔赫斯致敬之作。在阿根廷,当地报纸更径直将麦家与博尔赫斯并提,博尔赫斯几乎成了麦家与当地读者对话的切入点。于是,这场相遇不再是简单的“东方走向西方”,而更像不同地区文学之间一次迟到的回响。
在阿拉伯世界,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人的作品被陆续译介,并引起当地学界关注。其中的乡土变迁、家庭伦理与个体命运,触及发展中国家读者熟悉的情感结构。打动当地读者的,是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中国,与他们自身经验彼此呼应的中国。
网络文学则展示出另一重可能。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早已越过“被阅读”的阶段,在东南亚、南亚、非洲乃至更广的范围被模仿、被改写、被本土化,催生出大量本土原创作品。2025年12月,第四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上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0月31日,海外平台起点国际(WebNovel)累计访问用户已近4亿,海外原创作家达52.9万名,原创作品逾82万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增长最快的市场来自拉美——平台月活跃用户增速前十的国家中,九个位于拉丁美洲,巴西更跃居全球前三。这些写作者从中国网文的类型与节奏中汲取灵感,转而书写各自社会的经验与梦想:读者成为作者,接受者成为创造者——我阅读你,也设想着你将如何阅读我。
在日益密集的机制性往来中,也体现了这种转向。今年6月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是阿联酋;而近年来,阿尔及利亚、沙特、马来西亚等亚非国家接连担任主宾国,拉美的智利等也新近参展。亚非拉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版权洽谈桌前平等的合作者。
其实,这种相互看见,在中国新文学的源头处就已经埋下伏笔。早在1909年,鲁迅、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着意译介东欧、北欧等地区的文学作品。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在中国知识界激起广泛回响。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分明可见《飞鸟集》的清浅与澄明。及至1958年,茅盾率巴金、冰心等近二十位作家远赴塔什干,参加首届亚非作家会议;其后,亚非作家创办《莲花》等刊物,《世界文学》杂志也译介了不少亚非作品。
今天,随着各地之间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那条一度沉寂的航道,理应被重新辨认、重新启用。我们所要做的,与其说是另辟蹊径,不如说是接续并拓宽一条早有先声的大道。
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世界文学的关系之中
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学彼此抵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观点认为,世界并非自一处向四面辐射,而是由无数岛屿、语言与记忆相互生成的。这样的世界文学,既非单一大陆,也非孤立岛屿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条航道彼此相连的群岛:看似破碎,却为洋流、季风与迁徙所贯通。中国文学与更广阔世界的相遇亦当如是:在往来不息的阅读里,既辨认出共同的现代命运,也承认各自不可替代的历史差异与文化特色;不再以单一标准判定高下,而是关注一部作品与其他地区文学生态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倾听多种声音平等并置时所生发的意义。
与此相关联,有学者提出,一种文化无须把自己解释到能被他者一眼看穿,才有资格被理解和尊重。那些无法被完全还原的留白与陌生,恰恰是平等相遇的前提,而非障碍。中国文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需要守护的恰恰是自身的复杂与多样,并非为了“轻易被读懂”而削平历史纵深与审美差异——守护它,也就是守护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这也引出“走出去”经常被忽略的另一半,即把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引进来”。百余年来,中国译介外来文学的热情不可谓不高,从易卜生、托尔斯泰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西方与拉美文学曾滋养几代中国作家。然而这份热情分布并不均衡:欧美经典广为人知,拉美巨匠也能说出几位,可一旦问及加勒比、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作家,能脱口而出的便寥寥无几。加勒比的拉明、非洲的阿契贝与恩古吉、阿拉伯世界的马哈福兹与达尔维什、南亚的普列姆昌德、东南亚的普拉姆迪亚等,把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学译成汉语、引入课堂、纳入批评视野,“走出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彼此成就。
这也为“如何更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了切实的着力点,其要义在于从“单向输出”转向“关系建设”。其中包括加大对译介相对薄弱地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依托区域国别研究等学科建设,让不同地区的文学更充分地进入中国的课堂与批评;搭建多语种翻译与出版的协作平台,鼓励青年译者、出版机构与网络平台共同参与,善用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以“直译”代“辗转翻译”,减少层层转译的损耗;尊重各地批评界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做到理解而不迎合、沟通而不取悦,并更新评价尺度。
重绘文学远行的地图,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并非站在世界之外等待被承认,而是一直处在世界文学的关系之中。文学“走出去”追求的不只是流量意义上的“可见”,而是可读、可感、可交流的深度相遇;不是奔赴想象中的单一方向,而是与众多同样行进在航道上的文学彼此看见、相互照亮。如此,文学的远行,终将通往一个更辽阔也更可亲的世界。
(作者:周敏,系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