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两位好老师

　　母校太原十二中70年校庆，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有一句名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中学之好，也不是因为有好校舍，而是因为有好老师。

　　太原十二中建校于1956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举。当时，太原市行政中心迁至城西的新建路，配套建了新建路小学和太原十二中，它们都是我的母校。学校虽新，但规模小，陈设也比较简单。中学平房瓦舍，就坐落在农田、民舍间。一个大礼堂兼作学生食堂。校园周边用黄土筑了一道矮围墙，墙外是汾河的坝堰，荒草连连，汾水茫茫。我印象最深的是简陋的阅览室，一间大房子，中间一张长条桌，桌上每隔三尺固定一根白绳，将当月的《人民文学》等杂志穿起来。下课铃声一响，大家就去抢座位，看新杂志。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人生启蒙的。

　　教初中历史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老师。一次我上课偷看小说，是当时流行的《林海雪原》。我完全被杨子荣深入匪穴的情节迷住了。老师发现了，却一不点我名，二不停止讲课。她捧着书本，边走边讲，向我走来。全教室的同学都盯着我，我全然不知。她走到我的身边，伸手抽走了我的小说，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又边走边讲，返回讲台，继续上课。我一时手足无措，无地自容。下课后我到教研室去向她认错，并要回我的书（那是从校图书馆借的）。她说：“拿去吧。”之后，再不说什么。她有好几周完全不理我。

　　有一天上课时，她突然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自上次课堂上“失足”后羞愧难当，一直认真听课、复习，这次回答得干脆利落。她当场大大夸奖了我一番。自此我更加努力，喜欢上了历史。我不但学好课内知识，还钻图书馆，连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专业的书籍都啃，又特别喜欢看历史演义。

　　我后来写历史人物散文，还给中学生写了一套《数理化通俗演义》，想来那颗种子就是这个好老师帮我种下的（当然，这本书的知识骨架还来源于其他教数理化的老师）。高考时我考上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历史档案系。我感谢这位老师，她善于唤起学生的自尊心，让你知耻而进。

　　我在高中遇到了语文老师李光英。他年纪比较大，国学底子很深，家里藏有很多线装书。李老师讲课极认真，把字、词、句掰开揉碎了讲。我至今还记得他说“领袖”两字是统领之意，过去的人穿的长衫，扣好折叠，一手提起领子，一手提起袖子，衣服就舒展了，你要是提起别处（如衣襟）就乱套了。讲“武”字，是一个人扛着兵器“戈”走路，但是“戈”字的那一撇哪里去了？原来变成一横跑到上面了。

　　他不但讲课本上的，还扩大知识半径。讲古人怎样取名字。如韩愈，名愈，“愈”者，过也，所以他的字就取“退之”，后退一点，就中正了。这让你觉得，中国文字就是一个大海。

　　他多才，讲到杜甫的诗句“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就随手在黑板上画一个穿着长袍大褂的人，站在一个篱笆门前，作归来状，周围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教室里顿然有了生气。他真正是“手中一管墨，胸中墨一桶”。

　　李老师讲课文，也讲作家，讲写作逸事。我至今还记得他讲《鸿门宴》《出师表》《师说》时那一字一顿、详解细说的样子。与一篇好文章初次相逢，一定要有一位好老师作引导，这是你吃的第一口奶。他说韩愈每为文时，都要选一篇司马迁的文章重读一遍，为的是借他一口气。我记住了这句话，这个“气”字，成了我日后写作的魂。

　　他要求书中的名篇、名段必背。我当语文课代表，一个任务就是替他检查每个同学背书。全班40多个同学，轮流到我这里来背，就是说，每一篇课文我要背40多遍。我的文章有一点古文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多年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

　　当一个老师的知识远不限于课本时，自然就会把学生的目光引向课堂之外。当时社会上有许多普及文学经典的小册子，比如《中华活页文选》，几分钱一页，每页选一两篇好文章。在李老师的引导下我们都争着去读。不要小看这薄薄的一页，它润物无声，为我们播撒了许多文学的种子。那年高考，有一道古文翻译题的文章选段正是我们在《中华活页文选》上读过的。我始终认为，要学好一门功课，单靠课本是不够的。

　　我很感恩中学时遇到了两位好老师：一位在做人上教你立身；一位在做学问上帮你夯实基础。中学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一个好教师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想，大概就是这两条吧。

　　（作者：梁衡，系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