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影铭刻百年党史

　　【文艺观潮】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镌刻在文献、档案里，也凝结于光影中。电影、电视剧、纪录片乃至短视频以影像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光辉历程。从延安时期镜头里的滚滚战火，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银幕上的火热建设，由改革开放后荧屏间的万千气象，至今天移动传播、短视频叙事的崭新格局，从胶片、电视到数字影像、流媒体，技术发展迭代，形式不断创新，而影像记述党史的责任始终未改，那就是讲述历史，传达记忆和情感，让信仰与精神在一代代人的观看中延续。

影像党史从延安出发

　　影像记述党史的起点，可追溯至延安时期。抗战烽火中，电影摄制成为革命实践的重要一环。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电影机构之一。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电影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携带简陋器材奔赴前线。《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作品展现各地青年奔赴延安的过程，介绍延安社会文化面貌，记录八路军战斗生活。这些作品承担新闻记录与宣传动员的任务。摄影机对准人民，对准战斗和生产，对准普通人的表情与行动，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文字档案的影像历史呈现方式。中国党史影像由此奠定了人民主体、现实根基和信仰内核的三重基调。后来的创作无论技术如何更新、叙事如何变化，都可在此寻得精神源头：历史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中生长，革命精神也在克服不同程度和情况的困难的行动中显影。

创作注重英雄叙事，建构情感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集中涌现，银幕成为系统讲述党史、革命史的文化空间。随着电影放映网络向工厂、农村、学校、部队和城市影院延展，许多革命故事经由集体观影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党史叙事也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一套深入人心的表达体系。英雄人物、重大事件、战斗场面与经典台词彼此交织，共同沉淀为国家记忆中最具辨识度的光影印痕。《南征北战》《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上甘岭》《平原游击队》等影片结构明晰，人物鲜明，情感充沛，常常将英雄个体置于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与国家新生的宏阔进程中，让个人命运同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牺牲、忠诚、智慧、集体主义与胜利信念，在银幕上汇聚成是非分明、情感浓烈的精神世界。《董存瑞》中“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呐喊，《平原游击队》里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形象，《刘胡兰》中刘胡兰从容面对死亡的姿态，都以高度凝练的戏剧瞬间，将革命英雄主义转化为观众难以忘怀的视觉记忆。这一时期影像最动人的力量，来自信念的澄澈、情感的饱满和叙事的明朗。而其在银幕美学的开掘上，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特定时代的烙印。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理解、讲述历史的文化热情，党史影像的书写也从红色记忆的“复述”逐渐走向历史经验的“诠释”。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党史题材的影片创作受到重视。比如《大决战》承担着用电影重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重要任务。影片场面宏阔、人物众多、战略格局清晰，同时也注重呈现战争的真实代价和历史人物的复杂处境。领袖人物有情感、有压力，也有判断与权衡的过程。战争场面不渲染轻易的胜利，而是带着牺牲与消耗的沉重。对手形象也没有被简单化，他们各有谋划、犹疑，也显现出面对败局的无奈。创作者将人物置于具体的政治形势与个人处境中，使他们成为可信的形象。

　　电影《张思德》提供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创作样本。除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相关内容外，关于张思德的材料并不充分。编剧刘恒赴延安采访时，了解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共产党人怀抱信仰，上下同心，甘愿牺牲奉献的故事，受到深深触动。于是，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信仰与牺牲的作品。影片在宏大叙事背景中，细致刻画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并大量征引历史文献，追求细节真实。也是在这一阶段，影像创作开始思考更深的创作命题，即如何在确认历史方向和结论的同时，尽可能呈现历史过程本身的丰富和曲折。《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一个和八个》《默默的小理河》《远离战争的年代》《晚钟》《金沙水拍》《我的法兰西岁月》等则题材跨度较大，有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或正剧，却在历史质感、人物心理、审美意境上另辟蹊径，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层次。

　　2010年以来，党史影像创作持续升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消费日益活跃，公众的观赏选择更加多样，党史题材作品也面临新的接受环境。数字技术、自媒体传播和流媒体平台的兴起，改变了影像抵达观众的路径，也重塑了观众进入党史叙事的方式。党史影像的创作重心，从史实说明和事件铺陈，转向人物情感的深入开掘与当代经验的有机融入。建党百年之际推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是这一转向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该剧讲述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叙事重心落于“立人”与“觉醒”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等革命先辈的思想碰撞，陈延年、陈乔年等青年革命者的精神成长，共同构成了这部剧的情感骨架，革命激情在具体的人物关系和命运沉浮中自然生发。播出期间，陈延年、陈乔年走向刑场的段落在社交媒体中引发广泛共鸣。观众从中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事件，而是一代青年在民族危亡和时代变革中用生命作出的郑重回答。

尊重基本史实，也尊重人物情感的丰富性

　　影像担负着真实呈现历史、准确传递价值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镜头本身带有选择性，拍什么、怎么拍，都是一种取舍。所以党史影像的创作需要对此保持清醒，既尊重基本史实，也尊重人物情感的丰富性。

　　近年来，一些党史题材作品出现了娱乐化、悬浮化、奇观化的倾向。有的过度依赖公式化的人物，英雄一出场就已“定型”，缺少成长的过程和真实的性格；有的热衷于铺陈宏大场面，却忽略了人物内心与历史细节；有的以煽情替代思想，用流量包装替代艺术打磨；还有的把复杂的历史压成简单的情绪，把严肃的题材做成可供消费的视觉景观。这些问题削弱了影像的可信度，也损害了其本应具有的艺术尊严。对任何主旋律创作而言，主题的明确与艺术的生动之间的张力都是核心难题。而党史题材因其承载的历史分量，尤其需要把握好几个尺度。首先是史实尺度。艺术虚构并非不可，角色增减、情节重组、戏剧化处理都可以是有效的创作手段，但基本的历史事实、历史关系与历史精神不容随意改写。其次是人物尺度。正面人物既要有崇高感，也要有血肉、有性格、有生活经验和情感纹理。再次是审美尺度。党史题材应有庄重感，但不应放弃影视艺术自身的完成度。镜头、表演、节奏、细节、结构与类型手法，都应服务于历史表达，而非沦为堆砌场面的手段。

　　还要强调的是，对青年观众而言，公式化的表达容易失效。今天的观众看惯了复杂的叙事，也熟悉多类型、多风格的影像作品。单纯的宣讲姿态、预先设定好的感动，很难真正抵达他们的内心。党史影像若要真正打动青年，需要更扎实的史料基础、更准确的人物塑造、更克制的情感表达，以及更有质感的视听语言。精神越宏大，落点越要具体。主题越庄重，表达越要真切。由此，影像记录党史，最终仍要回到“诚实”二字。对历史诚实，对人物诚实，对艺术诚实，对观众诚实。

新媒介环境中，创作迎来新机遇，也面临新考验

　　今天，党史影像的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短视频平台、弹幕、社交媒体、知识类博主、二次剪辑等，共同参与作品意义的生成，党史影像由此进入更开放也更复杂的传播环境。

　　这种环境带来新的机会。许多年轻观众通过短视频片段、社交平台讨论、弹幕互动和二次创作接触党史题材作品。一个镜头、一段台词、一个人物的出场，都可能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沉淀为新的公共记忆。历史人物由此成为青年们聊天时常提及的“老熟人”，那些感人的党史故事也告别了“播完即止”的短暂热度，在网络世界里获得了不断被讨论、被铭记的长久生命力。

　　风险同样明显。片段化传播容易放大哭点、燃点、颜值与金句，压缩历史背景与思想脉络。一个脱离完整叙事语境的“名场面”，或许保留了情绪强度，却削弱了历史纵深。一次高热度的二次剪辑能带来关注，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人物关系、移动主题重心，使作品偏离原意。党史影像进入流量环境后，创作者与传播者都更需要守住对历史的敬畏心。流行可以成为入口，却无法替代严肃的历史思考。

　　未来的党史影像，应在日常文化生活中持续生长。重大纪念节点自然需要重点作品，但党史题材创作若长期依赖节点驱动，便容易陷入仪式化生产。一部作品是否真正有生命力，不取决于在某个节点的声势，而取决于能否赢得经久的掌声。观众愿意主动观看，愿意围绕人物、细节与表达反复谈论。即便过了播出期、纪念日，仍被提起、引用和重看，这样的作品才真正沉淀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的形态可以很丰富，宏大历史正剧、纪录片、传记片、青春剧、战争片、谍战片、动画、微短剧乃至互动影像，都有进入党史影像叙事的可能。

　　创作还需进一步拓展人物谱系。党史中的领袖人物、英雄人物固然重要，党员、基层干部、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妇女、士兵、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同样构成党史的深厚肌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影像若能把更多普通人的命运、劳动、情感与选择纳入叙事，党史影像便能离观众更近，变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百年光影，是党史的回声，也是时代的眼睛。从延安时期那些粗粝的胶片，到今天流媒体上清晰的画面，党史影像一直带我们辨认着来路。它记录人民的脚步，写下重大事件，也照见具体的人，追索信仰怎样在一个个处境、一代代选择中生成。光影流转，历史未远，那条来路，也将在一次次凝望中，被更多的后来者再次认出。

　　（作者：丁亚平，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