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崛起：历史进程与话语体系构建

　　进入21世纪，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群体性崛起，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特征和显著趋势，这一进程被概括为“全球南方”的崛起。近年来，“全球南方”正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是社会学视域下身份认同在国际政治层面的表征，体现了南方国家集体身份认同的持续强化。该术语既指涉一个非制度化的松散集合体——虽无固定的成员国名单，却涵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等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承载着这些国家共同的群体归属意识。历史上共有的殖民遭遇、结构性经济依附以及争取政治自主的长期斗争，共同构筑了“全球南方”的经验基础，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全球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回溯历史，该术语首次由美国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于1969年撰文分析越南战争时提出，旨在揭示“北方”对“全球南方”的支配关系及后者所蕴含的反抗意识。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于1980年发布的报告《北方与南方：生存计划》，初步普及了“北方”与“南方”这两个术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4年发布报告《打造全球南方》，强化了“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使用，随后该词逐渐演变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指涉南方国家集体身份的关键话语，在媒体、政界与学界获得应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中展现出鲜明的战略自主性。这一举动迅速推动了“全球南方”概念的日益流行与广泛使用。2023年，英国《金融时报》将“全球南方”列为“年度词汇”之一，进一步印证了其在当代国际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全球南方”并非实体性国际组织或政治联盟，而是凝聚南方国家身份认同的象征性标签。其中的“全球”一词，既体现出一种超越地域的集体认同，也预示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南方国家加强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现实趋势。

“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进程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其形成根植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引发的结构性不均衡。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亚非拉地区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殖民秩序，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并在西方话语中被建构为“落后”与“待开化”的他者。20世纪中叶以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新兴独立国家开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并通过区域组织、多边机制等多种形式推进南南合作，持续冲击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政治协作方面，一系列代表性机制的建立与演进，共同构筑了“全球南方”政治合作的基本框架。1955年的万隆会议首次凝聚了亚非国家的集体政治意愿，倡导平等互助的国际关系准则；1961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明确拒绝加入冷战阵营，形成了独立于东西方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力量；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后于2002年转型为非洲联盟）系统推进了非洲大陆的团结与一体化进程；1967年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独特的“东盟方式”强调协商一致与渐进合作，有效维护了区域稳定；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与发展领域拓展了跨区域协作模式；2004年启动的南美洲国家联盟则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国家的政策协调与整合努力。这些机制的发展演变，共同构成了“全球南方”推进政治协同、增强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在经济层面，南南合作持续深化。七十七国集团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构成了早期发展中国家协调经济立场、凝聚集体诉求的重要制度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而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凭借持续的发展动能，借助机制化合作路径增强了整体国际影响力，其标志性进展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以及中国倡议或深度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应提升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重与制度话语权。金砖国家在贸易规则谈判、农业政策协调等议题上的集体议价能力亦呈持续上升态势。2023年，非洲联盟正式加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同期实现机制化扩容。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并推进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落实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为全球南方注入强劲动能。上述进展标志着“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能见度与战略主动性实现显著提升。

“全球南方”的话语体系构建

　　“全球南方”涵盖众多国家，文明传统各异，现代化路径曲折多元，在政策立场、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上存在显著差异。为强化集体身份、凝聚共同诉求，“全球南方”应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构建具有整体性、方向性与理论性的话语体系，推动从松散集合体向具有话语自觉的集体力量演进。

　　第一，构建政治话语体系，呼吁加强多边主义。历史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经历了殖民压迫与外部剥削，长期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边缘地带。这一共同历史境遇塑造了其相似的身份认知与政治立场，主要表现为对西方中心主义、殖民遗产、种族歧视及霸权秩序的批判，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持审慎乃至质疑态度。面对当前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南方”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望在国际格局中发挥平衡作用。具体表现为：推动重塑不平等、等级化的国际权力关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机制，积极倡导国际关系中的公平、平等与全球正义，参与构建更加包容、公正的国际秩序。同时，应明确支持各国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倡导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共同营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二，构建经济话语体系，促进全球公平发展。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长期面临贫困、饥荒与发展等基础性挑战，发展进程曲折。以拉美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等人提出的依附理论为代表，相关批判性研究指出西方通过国际贸易体系对南方国家进行结构性剥削，使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南方国家普遍呼吁打破经济霸权，改变不公正的全球产业分工，通过“一带一路”、东盟经济共同体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多边合作倡议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三，构建社会文化话语体系，尊重与包容多元文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丰富多元的文明传统，但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常面临被边缘化、被贬抑的处境。为此，南方国家需增强文化自觉与话语自主，重拾自身的历史与文明叙事，从南方本位而非西方视角重新阐释其发展经验与实践；应积极发展基于本土的文化产业，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南方视角的学术论述、文化作品与公共叙事，提升南方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能见度与话语权。

　　“全球南方”虽以共同发展与提升话语权为核心目标，但其内部并非同质整体，而是由地域、制度及文化传统各异的多元国家构成，利益诉求与政策取向的多样性使共识建构面临结构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将巩固自身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的定位，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反对阵营化与对抗性逻辑，通过务实行动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同时，深化与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积极支持南方国家自主知识体系与叙事能力建设，强化集体身份认同，有效应对西方话语主导格局。

　　（作者：杨芳芳，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