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铭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古典铭文是指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载体、刻写在石碑和陶器以及金属上的文字记录，时间断限上起希腊古风时代，下至罗马帝国晚期，前后延续1200余年；内容涵盖法律、政令、宗教祭祀、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是为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

作为公共书写的古典铭文

　　在古代，铭文是希腊、罗马世界极为常见的公共书写形式。现存铭文最多的墓志铭，形同祈愿或还愿题献等，在分类上属私刻；与之相对的是广布于广场、纪念性建筑以及圣域等公共空间的官刻。作为公共记忆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官刻还是私刻，均兼具“可见”与“可读”双重属性：在大部分普通民众眼里，铭文只是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存在；而知识阶层却往往视其为获取历史、宗教与社会信息的一种直接来源。在历史叙述中，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佗以及苏埃托尼乌斯等都曾有意识地记录或转录铭文。尤为重要的是，不少湮没无迹的原刻经由历代古典史家的摘录、征引、转述而得以流传后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之一便是罗马《十二表法》的复原；至若残损铭文的校勘与拟补，有时亦可参照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由于古代希腊城邦与罗马国家在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上的不同，二者的铭文形态在分布和功能上也呈现出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希腊铭文主要见于各城邦、希腊化时代诸王国的中心以及圣域等，核心关切在于公民共同体的政教事务与王政；拉丁铭文则遍布罗马及其治下的各行省，集中反映出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与帝国治理体系。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瓦解与城市生活的衰退，铭文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石碑、金属铭刻或被弃毁，或被移作他用。与此同时，古典文明的式微亦使曾经的“铭文文化”逐渐消隐。不过，在中世纪修道院保存和抄录古典文献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也时或以笔记的形式摘录、摹写铭文，后经移录流传于世。

　　迨至文艺复兴时代，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那些历经岁月侵蚀、四散在欧洲各地的残碑断碣重又引起学者的关注。他们不再把铭文仅仅视为一种古代遗存，而是逐渐认识到铭文在重构古典历史、校勘传世文献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其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焦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传抄并辑录以拉丁语为主的铭文，并于1430年前后汇辑成《铭文汇编》。与此同时，另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奇里亚科在游历意大利本土、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后，将其考察日志与见闻结集为六卷本《铭文经眼录》，不仅收录数千条希腊语与拉丁语铭文，亦附有沿途所见神庙与造像的素描。受时代与主客观条件所限，上举辑录本难免存在笔误、误读、遗漏甚至臆补等问题。但是，由于部分原刻毁损或亡佚，现存抄本或移录本则成为近代铭文整理与校勘赖以追溯的源头。

　　从波焦到奇里亚科，以及后来的早期汇编实践，遍布地中海世界的铭文逐渐得到初步汇集与辑录。作为公共书写的一种形式，铭文不仅成为后世解读古典文明的重要史料，也为近代铭文学的形成与学科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史料支撑。

铭文汇编与铭文学的建立

　　近代早期以降，在古物学与历史考据学的推动下，古典铭文的抄录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盲目盲从的传统，日益呈现出系统化趋势。17至18世纪间，欧洲学界相继刊印以区域或专题为中心的辑录本，整理方法也由零散抄录逐步转向初步分类与校订。然而，这一时期的铭文整理仍停留在个人学术兴趣与私人收藏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编纂规范与完整的收录体系。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德意志人文学术日趋专业化与现代大学制度逐步确立的背景下，沃尔夫通过其学术著述与教学实践系统阐发了“古典学”这一全新学术理念。他主张将古典语言、传世文献、历史和古物研究整合为以古代文明整体为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在这一框架下，铭文、钱币、造像以及建筑遗存与文献一样，均被视为重建古代世界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沃尔夫的古典学理论不仅凸显了铭文研究的意义，也确立了铭文的学科定位。沃尔夫所倡导的古典学研究路径，在其弟子伯克的铭文整理与历史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1815年，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今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支持下，伯克开始主持《希腊铭文集》的汇编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伯克根据前人的手稿、笔记以及已刊文本进行校勘，并确立了按主题分类与较为规范的编辑体例。在其《雅典公共财政》一书中，伯克大量征引铭文证据，对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财政运作以及社会生活进行了系统研究，充分彰显出铭文的史料价值。

　　受制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希腊铭文集》虽然摆脱了早期汇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但缺乏对原刻的实地核验。直至蒙森将“亲验原则”与“按地域编排法”付诸《拉丁铭文集》的编撰实践，铭文的整理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同于早期铭文抄录的“经眼”，蒙森的“亲验原则”除了实地检视原刻内容外，还须详细记录外部形态，如材质、形制以及尺寸等，而“按地域编排法”则要求结合铭文的发现地及其具体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蒙森所倡导的“亲验原则”与“按地域编排法”反映出近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核心理念，而他基于大量拉丁语铭文资料对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与社会组织的探究，正是这一范式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体现。

　　作为国家级大型学术工程，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组织协调下，欧洲各地的学者通力合作，广泛参与《拉丁铭文集》的资料搜集与整理，逐步建立起涵盖分类、著录以及编号体系在内的统一编纂规范，从而奠定了现代铭文学的学科基础。此后，《拉丁铭文集》不断扩充并完善分卷体系；由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主持的《希腊铭文》继承并发展了《拉丁铭文集》所确立的整理规范与著录体例，系统汇集并刊布希腊世界各地的铭文材料，逐渐成为希腊铭文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文献之一。作为年度汇编，法国《铭文年鉴》不仅刊发最新发现的古典铭文，同时也关注已刊铭文的校勘与研究进展；由荷兰莱顿大学等高校学者共同编纂的《希腊铭文补编》旨在系统汇集新发表的铭文及相关研究成果，并对既有结论进行补充或修正。至此，现代铭文学形成了涵盖搜集、整理、刊布、校勘与持续更新的完整学术体系，并为古典文明研究奠定了极为丰富且可持续扩展的史料基础。

铭文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在学术史上，19世纪堪称大型铭文集编纂出版的时代。以《拉丁铭文集》《希腊铭文》为代表的铭文辑录奠定了现代铭文学的基础，但由于体量庞大、价格昂贵以及检索不便等原因，在实际使用中依然存在一些局限。20世纪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古典铭文的整理与研究逐渐进入数字化时代。与传统纸媒相比，数字化铭文显著提升了相关资料的利用效率。而数据库的建设则通过关键词、编号、年代等多重路径实现了快速检索与精准定位，并将分散的铭文数字信息整合为相互关联、可分析的资源模型。目前，较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典铭文数据库包括“帕卡德人文研究所希腊铭文数据库”“海德堡铭文数据库”“克劳斯—斯拉比铭文数据库”以及“希腊与拉丁铭文电子档案”等。其中，“帕卡德人文研究所希腊铭文数据库”收录铭文20余万条，且支持残缺文字的模糊检索功能；“希腊与拉丁铭文电子档案”则通过汇集多国、多机构的铭文数据库资源，可跨数据库互联检索与访问。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西方古典铭文学研究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依托既有庞大数据库资源，呈现出以算法分析为核心的智能化研究趋势。2022年，英国深度思维公司联合牛津大学、威尼斯大学以及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推出的“伊萨卡”人工智能模型，致力于希腊语残损文本的自动补全、辅助释读以及时空定位。该模型名称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的故乡伊萨卡岛，其历经艰险、辗转返乡的旅途，恰与研究者追索残篇原貌、重建历史语境的探寻过程相呼应。同年，该研发团队成员联名在《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利用深度神经网络修复与追溯古代文本》的学术论文，全面阐述了该模型的研发目标、算法模型、实验效能及其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作为“伊萨卡”的升级版，研发团队于2025年又推出“埃涅阿斯”人工智能模型。有如奥德修斯之于“伊萨卡”，罗马诗人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命定意大利，寓意该模型的处理指向为拉丁语文本。与旧版相比，除文字外，该模型还可辨识实物图像，即使是残损面积较大的铭文也能通过相关历史证据和生成算法拟补长篇阙文。

　　以“伊萨卡”“埃涅阿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极大提升了西方古典铭文整理、释读与分析效率。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依赖既有数据库和语料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仍存在若干内在局限：一方面，算法可能会重复乃至放大传统研究中的误读与偏见；另一方面，以现存希腊铭文为例，由于各地区方言差异显著，早期字母书体呈现出复杂的地域性特征，对于存世稀见乃至孤例的词汇与书写形式，缺乏足够数据支持的模型往往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此外，当下的人工智能本质上仍是基于概率的预测机制，虽能高效处理文本信息，却难以综合考察语言、历史、考古与制度背景，从而对相关铭文形成符合历史语境的整体解读。事实上，在数据整理、模型训练、结果校验以及学术阐释等关键环节，专业研究者的深度参与具有不可替代性。

　　从伯克系统汇集铭文资料到蒙森确立科学化的编辑规范；从铭文数字化项目的推进到大型数据库的建设，再到依托海量数据进行文本复原与分析的人工智能模型，西方古典铭文的整理方法经历了由“经眼”而“经脑”的深刻转变。这一持续演进的过程，不仅推动了铭文学的自身发展，也为西方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并深化了其方法论建构。

　　不容忽视的是，在甲骨、金文以及碑刻资料整理过程中，国内学界也在积极引入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中西两端所依据的材料类型、学术传统与研究目标有所不同，但在资料整合、文本释读以及历史研究等方面却有着相通之处。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不同学术传统间的交流与互鉴，或将为古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作者：张强，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