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论“仁包四德”与“智藏四德”

　　儒家重视“仁”与“智”两种德行，认为一个人若能兼备此两者，便达到了理想的圣人境界。孔子强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些将仁与智对举的论述，意在强调人应当努力做到仁智合一。孟子将孔子仁智并举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为仁、义、礼、智四德并举，并明确指出“仁且智”即是圣人人格。他引子贡之言称赞孔子道，“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也主张人应做到仁智兼备，强调“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综观以上核心观点，孔子、孟子、荀子虽强调仁智并举，但未从理论上阐明二者兼具之必要。南宋朱子基于儒家“生生即仁”传统，提出“仁包四德”与“智藏四德”之说，系统论证了仁、智二德在四德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从而凸显了其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关键作用。

“仁包四德”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朱子强调的“天地以生物为心”是指，天地以不断创造和养育万物，让生命生生不息为核心。朱子这一思想，继承了儒家“生生即仁”的一贯主张。张载认为，“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颢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创造并养育了万物。这个创造养育万物的过程虽然是自然的，但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善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仁。所以，可以说，生就是仁，生就是天地的“心意”。朱子言“天地以生物为心”显然是希望人们从天地生生不息的过程中体会到“天地之心”的存在，即体会到仁的存在。

　　朱子在“天地以生物为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包四德”说，即“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在朱子看来，天地生成养育万物的过程体现为元、亨、利、贞四德。元统亨、利、贞三德，如春之气贯通夏、秋、冬；人之心亦有四德，曰仁、义、礼、智，仁包四德，如恻隐之心贯爱、恭、宜、别之情。由此，仁既统义、礼、智，恻隐亦统羞恶、恭敬、是非。

　　然而朱子并非止于静态的统包关系，他进一步将仁、义、礼、智看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具有流动性的生生之意。《朱子语类》载：“因问仁包四者之义。曰：‘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如动而有礼，凡其辞逊皆礼也；然动而礼之善者，则仁也。曰义，曰智，莫不皆然。’”可见，朱子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作“仁—义—礼—智”生意流行的总体与过程。具体说来，仁是这个生意流行过程的起始阶段，义、礼、智则是仁之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各个不同阶段都是仁之生意流行的体现，每个阶段贯通起来就成为一个生意流行的总体。因此朱子总结道，“仁兼四端者，都是这些生意流行”。

“智藏四德”

　　“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在朱子看来，虽然元为“元—亨—利—贞”之首，但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孕育于贞。正是有了贞的收藏，才能有新的一轮“元—亨—利—贞”的开始。朱子强调的“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也是如此，智既是终点，同时又是下一轮“仁—义—礼—智”的起点，它收藏着前面仁、义、礼中的生意，并孕育着新的开始。所以，智既能“成终”，又能“成始”。正是基于智的这种作用，朱子又指出：“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这句话意在强调，天地运化的关键，就在于贞与元交替之际；万物生命的枢纽，就在于冬与春相接之时；而人的德行生发的动力，则在于仁与智交汇之际。朱子提高了智在仁、义、礼、智四德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藏四德”说，强调“智本来是藏仁义礼”，“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即“智藏四德”。

　　朱子进一步论述，“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通过揭示智的“藏之义”与“终始之义”，朱子阐明了智虽无具体事功，却是判断是非、统摄始终的根本能力，从而深化了对仁智关系的理解。所谓“藏之义”，指仁、义、礼三者皆有具体可行之事（如恻隐为仁，羞恶为义，恭敬为礼），而智并无独立事功，其作用在于分辨是非。在仁、义、礼的践行过程中，智隐于其后作出是非判断，肯定所是而否定所非。因此，智的功能内在而潜在，犹如藏纳判断准则之库藏。所谓“终始之义”，指恻隐、羞恶、恭敬等情感仅指向正面的是非判断（即知何为当为），而是非之心则能同时辨别“是”与“非”，涵盖正反两面。故智具备判断事物始终、全面把握是非的能力。

从“仁包四德”到“智藏四德”

　　朱子晚年将仁、义、礼、智由道德范畴提升至“生生之意”的本体层面，由此展开了对四者关系的重新理解。在他看来，生生之意乃一充满生命力的能量体，具有推动事物生成变化的动力。此能量体在生化流行中呈现为不同的运行阶段：在春天处于萌发状态，此时万物破土而出；在夏天处于成长状态，此时万物欣欣向荣；在秋天就渐渐收敛，此时万物成熟收获；在冬天处于潜藏状态，此时万物冬眠潜伏。同理，仁为生意之始发，礼为生意之长成，义为生意之渐收，智为生意之收藏。智并非四端之末节，而是生意之完满实现。由此，朱子在“仁包四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智藏四德”之说。

　　从生意流行的整体结构来看，仁、义、礼、智皆为生生之意的实体显现。仁为始发之德，在“仁—义—礼—智”的运行中处于发端地位，并且仁之生意流行贯穿于义、礼、智之中，因此仁能统领和包含义、礼、智。智虽位居四德之终，却相对于新一轮的流行而复为开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含藏义、礼、智。仁、义、礼、智之生意流行，实则是一个“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此循环中，仁与智最为关键：仁智交汇之际，正是生意之源头——在天为天地之心，在人为人心。

　　至此，需辨明一个问题：“仁包四德”与“智藏四德”是否矛盾？朱子思想中，二者并行不悖。他指出：“以用言则元为主，以体言则贞为主。”又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可见，“仁包四德”是从“用”（功用、现象）的层面立论，强调仁之生意贯穿于义、礼、智之中；而“智藏四德”则是从“体”（本体、本质）的层面立论，强调智为仁、义、礼之生意的完满状态。前者着眼于过程的起点与现象，后者着眼于过程的终点与根本。唯有将二者结合，方能完整把握朱子对仁智关系的深刻洞见。

　　（作者：陈林，系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