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哲学的问题与方法

　　【学术争鸣】

　　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在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往往会遭遇多重复杂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发生在传统赓续与现代创造、本土经验与异域冲击、主动应战与被动接受之间。以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境遇之复杂、融汇之深远、创造之卓绝而论，恐怕无出近现代中国其右者。自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经受了剧烈深刻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在古今中西会通中积累了博厚悠远的思想资源，创化出刚健不息的文化生命和理论生机。中国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成功走上了守正创新、自立自强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而中国的哲学作为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拱心石和智慧之结晶，也经历了同样不同寻常的历程。就其理论指南和思想资源而言，哲学在中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结合与互动；就其历史发展与形态而言，则经历了现代学科体系初创的筚路蓝缕，改革开放时期的广采博收，新时代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阶段。

　　在此过程中，现代知识体系的演变生成中有一大事变值得注意，这就是左玉河等学者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四部之学”，迅速被“理工农医文法商”等“七科之学”所取代。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被塞入“文科”大类，又被按照“文、史、哲”的分类分解为不同门类，遂使知识体系、哲学精神、经史心传，须在芜杂不清中正本清源，在门户纠结中提纲挈领，在融会互补中贯通体用。这可以说是“汉语哲学”快速生长的一大背景。汉语哲学着眼于在纷繁复杂的哲学演变中寻求“汉语”这一历史形态和表达载体的最大公约数，着眼于多种哲学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眼于提升汉语在哲学语言中的国际地位，使之成为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普遍知识、特殊经验、历史积淀的哲学语言。这样看来，汉语哲学这一名相虽新，实则有根、有源，而且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同时又经历了剧烈碰撞、深度融合、广采博收和深刻转型。

汉语语言哲学的基础地位

　　汉语哲学作为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探索，十年来产出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影响力极大的学术争鸣文章。例如，刘梁剑教授提出“从汉语言哲学出发的汉语哲学”这一主题，区分了“汉语言哲学”的不同含义，富有启发意义。2022年，在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笔者曾经谈到汉语哲学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其中构建汉语语言哲学很可能是较为基础且较为关键的环节。这首先是因为语言是哲学思考的载体和工具，当我们用汉语进行哲学创作和阐释时，既是在运用，更是融入了具有自身结构、历史脉络和文化积淀的语言文字系统及其历史文化。实际上，只有充分意识到并理解了汉语言文字的制度基础和思想深度，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的哲学处境，召唤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与生命力。与此同时，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仅提供了语言哲学的基本议题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如何从语言和逻辑分析中提炼哲学洞见、澄清哲学观念。那么，能否从汉语语言特性的探究中发展出独特的哲学问题和方法，推进汉语哲学本身发展？进而言之，汉语哲学的当代发展，面临着语言层面首当其冲的深层挑战。传统哲学概念如何在现代汉语中获得准确表达？翻译引入的概念如何与汉语的语义结构协调？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能力如何提升？这些问题都需要语言哲学层面的反思。因此，构建汉语语言哲学，不是为了追求汉语哲学表达的特殊性，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汉语言文字这一基础性制度和哲学家园，提升汉语哲学的自觉性和反思能力。

　　此外，语言哲学的当代演变也为探索汉语语言哲学提供了契机。应该说，哲学一直关注语言问题，但语言哲学之所以成为第一哲学，20世纪之所以普遍发生语言学转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哲学基本工具和方法论（即现代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等）上取得了突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关于思维的语言表达的研究取代了关于思维的直接研究。虽然在欧美国家语言哲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语言哲学的地位不再那么显赫，但与其他分支如心灵哲学却越来越相伴相生，与语言科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语言哲学不再为其他哲学目标服务，而是专注于其首要问题，即语言、意义与语言能力的本质的复杂研究，因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利用自然语言表达和交流，进而思考世界和其他主题的非凡能力。

　　这样一来，语言哲学的当代演变趋势就为我们回答构建汉语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相当明显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语言哲学的兴衰，展现了语言哲学的一般特点和能力范围，语言哲学成就的丰富画卷，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汉语哲学语言的可能。那些成熟的论题、论点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去分析传统的汉语语言哲学问题，例如名实关系、言象意关系、物指关系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哲学主题和方法的演变，既依赖于对语言本身特性的揭示，也依赖于关于语言与思维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借助关于语言起源、演化以及思维与概念的关系等方面的科学探索，同时聚焦关于语言功能本身和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的研究。这就要求汉语语言哲学乃至汉语哲学，要与人类语言演化、汉语演化研究和汉语语言文字的文化特性紧密结合。当然，这既是要求，更是路标。

汉语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首先确定汉语语言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是否有必要在现有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构建汉语语言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区分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汉语自古就是成熟的哲学语言，这本身就构成了汉语语言哲学的事实起点和实践基础。无论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汉语表达，还是西方哲学研究的汉语翻译和诠释，抑或原创性的汉语哲学论述，都在使用汉语进行哲学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使用是否需要上升到哲学反思的层面？在理论层面，现有的语言哲学主要是以印欧语系诸语言为基本参照系建立起来的，特别依赖于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和英语、德语、法语等近现代语言。其核心议题如指称、意义、真值条件、言语行为、可能世界语义学等，都与这些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特性密切相关。那么，这些理论框架是否能够涵盖汉语的语言现象？汉语是否有可能提出现有理论未能充分解释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就构成了构建汉语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基础。

　　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够得到肯定回答，那么汉语语言哲学是处于现有的语言哲学框架之内还是之外？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汉语语言哲学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之内”的立场会认为，汉语语言哲学是对普遍语言哲学的具体化和丰富化，语言的普遍能力（如指称、陈述、推理、交流）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汉语语言哲学研究这些能力在汉语中的具体表现。这种立场强调共性，汉语为语言哲学提供新的经验材料和分析案例。“之外”的立场会认为，汉语语言哲学提出了现有范式未能涵盖的独特问题。这不仅仅是实现方式的差异，而是问题本身的差异。例如，汉语缺乏印欧语言的系词传统，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非系词逻辑的哲学思维方式？汉语言文字的“字本位”特性是否提供了不同于“词本位”的分析单位？汉字的表意特性是否影响概念的形成和运作？甚至就底层逻辑而言，汉语言文字作为非“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的载体，能否开辟自身的“道—言之学”。这两种立场不是非此即彼的。汉语语言哲学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之内”的（如言语行为、语用推理），在另一些方面是“之外”的（如名实关系、言象意关系）。关键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预先设定整体立场。

　　第三，如果在“之内”，是否意味着重点是探索一般性特征之下的具体表现？如果在“之外”，是否意味着探索与现有范式相区别的独特个性才是重中之重？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一般性特征的具体表现。例如，指称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英语中的指称涉及限定摹状词、专有名词、指示词等；汉语中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但有其特殊性。比如，汉语的“光杆名词”（Bare Noun，如“书在桌子上”中的“书”）既可以有定指用法也可以有类指用法，其指称性质如何分析？汉语的量词系统如何影响指称的表达？这些问题可以在现有指称理论的框架内研究，但汉语已然提供了独特的案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独特个性的探索。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名实”问题，与西方的指称问题有交集，但又有其独特性。“名”不仅涉及指称，还涉及命名、称谓、名分、名声等多重含义。“实”也不仅是外延对象，还包括实质、真实、实际等意涵。名实关系涉及语言与实在、名分与实际、称谓与德行等多重维度，这在现有的指称理论中难以充分涵盖。

　　第四，汉语语言哲学的构建是否存在独特的方法，存在于现代逻辑的、符号学或符号哲学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方法之外？在汉语言文字中，文字作为制度性实在的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我们要探讨汉字作为以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其字形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如会意、形声）是否提供了独特的分析维度？传统的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能否转化为现代的语言哲学方法？

方法论层面的引导性研究

　　为了回答上述四个基本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方法论层面开展引导性的比较研究。这一项引导性的方法论研究至少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在语言学—哲学方法层面，汉语与印欧语系、汉字与字母文字关于语言的假定、关于心理空间中概念整合的方式、关于隐喻的特点、关于语义和语用理解的模式等，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以至于导致了哲学思维的明显差异甚至对立。例如，美国学者陈汉生在《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中指出，隐含在古典思想中的有关语言的假定分成四类，分别是关于语言功能、语言跟世界相联系的方式、语言的起源和现状、语言与心理的或抽象对象之间的关系。探究这些假定中各种各样的对比，有助于我们分析汉语和印欧语言在思维方式和概念运用上的差异。

　　在哲学表达的方法层面，如何深入探究汉语言文字与印欧语系及其文字在表达哲学理念、抽象观念、推理方式上的共性和个性？深入把握和比较汉语言文字在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功能与文化传统，推动作为广义语言功能的汉语研究，是推进汉语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与欧洲思想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特征相比，汉语文化最突出的语言特征是语、文并重，各擅胜场。黑格尔曾在《精神哲学》中鄙薄象形文字及我国语文：“字母文字自在自为地是更为智慧的文字；一种象形文字的书写语言要求一种同样一再停顿的哲学，如一般中国人的文化一样。”钱钟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第一则“论易之三名”中批评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偏见，比较分析了汉语哲学概念“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的精妙案例，第二则论言象意的哲学义理与文情辞章，亦是打通古今中西语言哲学的典范篇章。总体上看，我们在中国语言文字的语言哲学研究领域尚缺乏体系性研究的全面奠基之作，而这恰恰是丰富汉语哲学进路必不可少的内容。

　　就现代汉语的方法论层面而言，现代汉语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表达功能？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我们当下所使用的，或者说作为我们存在的家园的现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汇、概念，甚至句法，都与古代汉语相去较远。现在不少中文哲学论文中的句子其实是穿着汉语外衣的欧式语句，这种汉语表达本身似乎也不复古代汉语表达的风骨与气象。其二，在当代中国哲学的汉语表达中，大量基础性概念是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进入的，如欧洲传教士的翻译、日本学者的翻译和中国学者不同时代的引进和创造，而且其中许多基础性概念在表达功能上都居于支配地位；但与古代哲学表达相较，存在诸多断裂、混淆、似是而非的问题。其三，因此之故，汉语哲学表达如果承袭古代哲学的语汇和概念，则容易流于混同而失其新，如果以今释古，以现代概念理解古代名相，虽易出新，却容易流于肤廓而失其旨。现代汉语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哲学语言，还需要更自觉的语言意识和更敏锐的批判精神，既要全方位反思各类翻译概念的成败利钝，关注翻译引入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理解方式，也需要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激活古代哲学概念在现代哲学语境的普遍性效力，探究更加适合哲学表达的现代汉语风格。

　　基于以上基本问题和引导性方法的思考，我们便可初步探索一部分汉语语言哲学的具体问题和方法了。这就是如何从汉语的语言特性中，提炼出兼具共性与个性的哲学问题？例如，就名与指的问题而言，汉语的“名”具有命名、称谓、名分等多重含义，这与英语的“name”（主要指向指称功能）不同。“名”的丰富性是否提供了思考语言与社会规范关系的新视角？儒家的“正名”思想是否可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规范性语言哲学理论？又如，在言与意的传统问题方面，汉语传统中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这与西方语言哲学中意义与表达的关系问题相关但不相同。汉语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言外之意”优先的哲学思维方式？再如，在文与思的问题上，汉字作为以表意为特征的文字，其字形结构与意义的关系（如会意、形声），是否提供了独特的概念分析维度？汉字的视觉特性如何影响哲学概念的形成？

　　与此同时，汉语语言哲学的构建也需要破立并举、方法自觉。从破的方面说，要避免语言决定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和特殊主义陷阱，既不能简单地从语言结构推导思维模式或哲学特性，也不能是出于论证“中国哲学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这一特殊主义立场。汉语语言哲学的目标是理解汉语作为思想渊薮的本质和作为哲学载体的特性，这种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做哲学，而不是为了画地为牢，强化门户之见。从立的方面说，一方面要保持批判意识，对汉语的语言特性，既要看到其优势，也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局限，另一方面要倡导开放对话的态度，与现代语言哲学、语言科学、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开展多学科持续对话。

　　总之，我们今天提出构建汉语语言哲学，将其视为汉语哲学的基础建设，不是为了追求特殊性，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赖以栖居的哲学思维的语言家园，把握我们赖以进行哲学创作的文化灵魂，在更高层次上提升汉语哲学的普遍性、自觉性和反思能力，为跨文化、跨语言的深层对话和未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提供汉语哲学的解决方案，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探本开新。

　　（作者：韩东晖，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