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秦刻石与上古知识流动

　　2025年夏季，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的秦刻石，因刻有“皇帝使五大夫翳将方士采药昆仑”等内容，将人们对秦始皇求仙活动的地理想象，从传统的东海仙山延伸至西部高原的黄河源头，引发了关于秦朝疆域认知、方士活动范围、早期地理观念等的激烈学术争鸣。而这场争鸣，恰恰为我们反思上古时期知识生成、传播与共享的机制提供了契机。它使我们反思：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古人的知识世界？当考古实物“溢出”过去文献构筑的认知边界时，我们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认知框架？这要求我们进行一次彻底的“历史视野”回归——即暂时搁置后世形成的，尤其是被经典化叙事固化了的观念，尝试设身处地去理解那个时代人们共享的知识基础（共识性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知识生产、流传与交融的真实状态。

被遮蔽的知识片段

　　“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在纸张普及前，石刻也是长久保存信息的重要媒介之一。从石鼓文到秦始皇留下的七处刻石，这些“金石文献”承载着颂功、纪事、宣教等多重功能。刻石立碑既是宣示权威、规范文化的政治行为，也是将王朝意志固化为“公共记忆”的尝试。这些石刻文字，与官方典籍、行政文书（如简牍）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知识传播网络。尕日塘秦刻石则属于一种特殊的纪事刻石——它并非皇帝亲临的颂功之作，而是一位中层官员（五大夫翳）在偏远之地执行特殊任务（带领方士采药）后留下的个人化记录。这种“非典型”刻石的存在，暗示着秦代知识活动的多样性。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工程（如驰道、长城）之外，还有为满足统治者个人需求（如求仙问药）而进行的远征与探索。这类活动虽未必载入正史，却可能通过实物遗存偶然留存。

　　我们已经习惯于站在由《史记》等典籍垒砌的高台上回望过去，并常常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质疑更早的遗存。面对尕日塘秦刻石，一个典型的疑问是：若此石为真，如此重大的遗迹，为何《史记》失载？然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秦始皇时代的人，并未读过《史记》。司马迁著史时，其史料边界又在哪里？学者已经意识到，《史记》中的文献材料和知识，未必可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准，史料和知识的多元，本就是西汉末年之前的常态（徐建委《刻石讨论背后的方法与文献》，《光明日报》2025年9月28日第8版）。

　　近年来，简牍文献的大量出土，不断冲击着我们对古代“常识”的想象。清华简记载“黄帝有子曰蚩尤”，与传统的战神形象迥异；益阳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诏书木牍、北大简《赵正书》呈现了胡亥即位程序的另一种正当性叙事，与《史记》的描绘截然不同。即便是《史记》内部，也常有抵牾之处，这或许正是司马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保存异说的史家笔法。这些例证清晰地揭示，在先秦至汉初，关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并存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叙述与认知。那个时代的“共识”，很可能是一种局部的、流动的、多元并存的状态。

　　古代知识从产生、流传到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气体到液体，再到固体”的演化过程（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第214页）。以秦至汉初的官箴文献为例，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抄写于秦统一之前，内容相对原始，结构松散；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则开始为内容添加“凡为吏之道”“吏有五善”等标题，进行初步系统化整理；至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其抄写已在“更名民曰黔首”之后，不仅修改了称谓以符合新制度，更增列了“吏有五过”“吏有五则”等新标题，体系愈发严整（朱凤瀚《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独特价值》，《光明日报》2023年7月8日第11版）。这一脉络生动展示了文本如何在传播中被不断修订、增补、规范化，是展示知识由“液体”向“固体”凝结过程的鲜活案例。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前，思想与知识界恰处于一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活跃生长期。知识的创造、复制与改编是弥散性的。直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才系统地进行去重、排序、定名、撰录，为皇家藏书确立定本，完成了知识从“液体”到“固体”的关键一步。但这已是秦始皇时代百年之后了。因此，用后世凝结的、体系化的“固体”知识标准，去严格框定或质疑前代处于“液体”甚至“气体”状态下的知识，在方法论上似乎需要格外警惕。尕日塘秦刻石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它可能代表了某种当时存在，却被后世主流历史书写脉络所遗漏或未能吸纳的地方性实践或知识片段。类似的知识片段，除了众所周知的《山海经》“四方风名”、《穆天子传》和楚帛书“十二月神”以外，我们近年还发现有北大秦简中的“中华”观念，海昏侯墓出土孔子镜屏上的“孔子形象”和“孔颜相对图”等（王楚宁《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镜屏”复原研究》，《文物》2022年第3期）。

被低估的秦代地理认知与交通网络

　　如果说对知识共识的反思让我们“向内”看清古人思想的多元性，那么对秦代地理认知与交通网络的探讨，则让我们“向外”拓展了对古人活动范围的想象。传统上，“昆仑”等地名常被归入神话地理或模糊的远方。然而，新的研究视角提示，古人的地理认知空间和实际活动范围，可能远超我们基于后世“中原中心”静态观的想象。

　　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例如将召公奭之子分封到遥远的北燕（今北京地区），这绝非盲目的政治冒险，必然是基于对东方地理与交通路线的相当了解。西周金文，如西周宜侯夨簋铭文中明确记载“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证明当时“图”（地图）已用于政治军事规划。拥有地图，意味着对地理空间已具备了抽象的描绘、测量与掌控能力。这种能力至少经过西周数百年的积累，到战国晚期及秦代，完全可能支撑起向更西方的区域进行有组织的探索或宣示活动。过去，也在天水放马滩、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地图。学者也注意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汉武帝看到的前代编绘的“古图书”，其内容应该包括昆仑山一带的地理状况，或许还附有地图（葛剑雄、位书海《从历史地理考察“昆仑刻石”的可能性》，《历史地理研究》2025年第3期）。

　　到了秦代，长期的交往、战争、贸易与信息传递，可能已使中央王朝对西部边疆及以外的区域，积累了超出文献记载的认知。秦始皇修筑长城以“界中国”，从另一面理解，正是“中国”与“外国”的天下秩序观念得到强化的体现，也是对已知世界的一种政治地理规划。若尕日塘秦刻石确与秦王朝向西的探索有关，它便是这种认知能力与政治意志在物质遗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尕日塘秦刻石“求药”活动的背景下，还关联另一类重要的知识与流动。秦始皇屡次派遣方士寻找“不死药”，这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跨越广阔地域的资源调查与药物学探索。方士群体掌握着关于山川、物产、丹方的秘传知识。尕日塘秦刻石、里耶秦简中“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记载，确证了这种跨地域药物知识网络的存在。这些知识可能以“方”（药方、术法）的形式秘传，也可能通过进献进入宫廷，最终被整合进早期的本草学体系中。

在流动与交融中理解中华文明

　　新见秦刻石引发的讨论，其价值超越了考证文物真伪或具体地望本身，它对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提出了双重启示。首先，警惕“后见之明”的认知陷阱。我们需要竭力摆脱用后世凝固化、经典化的知识体系，去生硬地剪裁或评判前代历史的思维定式。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正在生成中的、独特的“知识边界”与“共识图景”。新的考古发现，其最大贡献往往不在于“证实”我们已知的故事，而在于“提出”新的线索与问题，迫使我们去拓展、修正乃至重构关于古人思想与行动版图的理解框架。

　　其次，重视“物质交流”的实证基础。古人的现实活动范围与观念中的世界图景，与其实际的物质文化交流深度密不可分。器物、建筑、遗迹等，可以提供关于古代技术传播、物种迁徙、礼制借鉴和人群移动等问题的线索。将文献的“文本叙事”与考古的“物质叙事”紧密结合，在历史纵深中，观察文明要素如何缓慢而坚定地流动、碰撞与融合，才能更贴近中华文明的真实演进过程。

　　新见秦刻石这样的发现，正是这一宏大而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中的一个坐标点。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节点上，凭借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的研究工具，我们有可能描绘出一幅远比《史记》叙事更为复杂、生动，也更具全球文明史意义的早期中国图景。这幅图景中，有对宇宙的沉思，有对永生的渴求，有对远方的探索，有日常行政的琐碎，有思想交锋的火花，更有无数无名者创造、使用和传递知识的痕迹。正是在对这些痕迹的拼合与解读中，我们得以真正“透物见人”“以物论史”，聆听来自文明源头的、众声喧哗的回响，并从中理解“何以中国”这一根本命题的深厚与辽阔。

　　因此，中华文明的早期图景，其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可能远超我们基于后世定型化叙事所做的想象。每一次新的发现，无论是对已知的确证还是挑战，都促使我们放下固有的知识地图，以更谦卑、更开放的心态，重返那个知识在生成与湮灭间不断摇摆的古老时代，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获得更深切而鲜活的理解。这，或许才是所有历史研究，包括这场关于“昆仑石刻”的热烈争鸣，所赋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作者：杨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