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

　　在邺下文人的唱和中，先秦以来宴饮诗飨神明、美盛德的实用功能大大弱化，抒情功能显著提升。宴饮时即兴的创作方式，激起文人互较短长的热情，文学形式、艺术技巧以及诗人的气质禀赋、独特风格受到特别关注，文学自觉加速演进。当时的宴饮多在南皮、西园等景色秀丽之地举行，游与宴的结合推动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东晋山水诗的勃兴，邺下文人与有力焉。

激荡情志与张扬个性

　　儒家诗教倡导中和之美，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对文艺创作中情感的自由抒发以及个性的张扬持贬抑态度。《诗经》宴饮诗作为礼乐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致飨神明、昭彰盛德的庄严使命，尤其注重节仪规范。其内容往往以赋体铺陈宴饮程序，较多颂美之辞。在这种程式化书写中，鲜有诗人主体情感的介入。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诗教被奉为圭臬，大赋创作以述功德、润鸿业为旨归，虽不乏真诚，但个性化情感仍付之阙如。汉末建安，纲纪崩坏、礼乐废弛，加之战乱四起、疾疫相仍，忧生之嗟弥漫文坛。《古诗十九首》作者率先发出“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的疾呼，邺下文人继之而起，情之悦豫，则“大笑而吐辞”（曹植《与丁敬礼书》），心有郁陶，则“叙意于濡翰”（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三》），形成了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邺下文人宴饮诗在纾解儒家诗教束缚，张扬情感、个性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一作用是在酒与乐的共同刺激下实现。汉末建安，就整个社会而言，伦理纲常已失去固有的约束力，但邺下文人大都是儒家思想的坚定追随者，礼法于他们仍旧有效。宴饮之时，在美酒与音乐刺激下，其行为有时也会脱略礼法，文学创作亦能突破儒家诗教。“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喧哗：或扬袂起舞，或扣剑清歌”（曹植《酒赋》），“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繁钦《与魏文帝笺》）。盈罍满觞的甘醴旨酒，哀感顽艳的清商曲辞，使邺下文人暂时摆脱世俗礼法，进入了无羁绊、一任情性的自由之境。“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在无拘无束的诗酒唱和中，文人激荡的情感、本真的个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与挥洒。

文学自觉与地位提升

　　鲁迅曾指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邺下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自觉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先秦以来儒家功利诗教对文艺创作的束缚，这一点前已述及。其次，诗酒唱和的即兴创作刺激了邺下文人的竞胜之心，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琢磨形式、技巧，以期在酬唱中得擅胜场。刘勰所谓“纵辔以骋节”“望路而争驱”（《文心雕龙·明诗》），说的就是邺下文人赋诗连篇、争胜文场的情形。再次，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也促进了批评的自觉。宴饮当时，文人高谈阔论的话题是否涉及文艺，现已不得而知。宴饮之后，他们以书信的形式掎摭利病、褒贬文章，多有文献可征。诗赋创作可在宴会上以即兴的方式展开，而文学批评则更适宜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进行。邺下文人热烈深情的即兴唱和、冷静客观的臧否品评，大大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也促进了文学地位的提升。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因其羽翼经典、裨补时阙的现实功用，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为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文学的独立价值在彼时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在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中，文学审美特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产生了“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经典之论。文学不再是附庸。而诗酒唱和时，兴尽悲来、感慨系之的情感体验，让邺下文人更深刻地体认到“立言不朽”的真谛。宴酣之乐本是他们对抗无常人生的手段，但永日终夜的饮宴也有曲终人散的一刻，当此之时，他们尤多感怆。加之他们中成员相继谢世，斯乐难常，盛筵不再，于生者而言，忧生之嗟更甚往昔。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将文章提升至与事功相颉颃的崇高地位。

自然审美与山水入诗

　　宗白华认为晋人有两大发现，“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其实，这两大发现并非肇自两晋，在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中已显端倪。邺下文人对深情的体认已如前述，这里主要谈自然的发现。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思维模式，自然山水很早便成为哲学家与诗人观照、书写的对象。不过，哲学家言说自然多非审美目的，老子之于自然重在明道，孔子属意山水重在比德。庄子与山水最为亲近，但究其根本，山水不过是其自由精神的标识。《诗经》鸟兽虫鱼，其用在比兴，《离骚》蕙茝兰芷，功能在寄托。而《子虚》《上林》等大赋对于自然的书写，主要是为夸饰汉王朝蒸蒸日上的国力与天子出猎的赫赫威仪。可见，汉末建安以前，自然山水尚未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大都在南皮、西园等景色秀丽之地举行，游与宴的结合促进了山水审美的自觉。“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宴饮前后的游览所见常被邺下文人诉诸笔端。“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诗》），“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刘桢《公宴诗》）。显然，这些即目所见的自然之景已不再是从前的义理蘧庐、人格象征，而成为纯然的审美对象。宴饮诗之外，邺下文人还有不少游览诗，观其内容，亦多为游宴时的唱和之作。如被萧统《文选》列为“游览诗”之首的曹丕《芙蓉池作》，其中有“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而前述曹植《公宴诗》有“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两相比勘，曹植诗歌明显为酬酢之篇。邺下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实已开东晋山水诗的先河。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于传统公宴诗飨神明、美盛德的实用路数外，别开一生面。其情感之宣泄，个性之张扬，才华之挥洒，诗艺之切磋，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与山水诗的繁荣，也为后世宴饮文学、文人雅集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作者：赵忠富，系唐山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