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古开新：清代“孟学”发展的三重变奏

　　《孟子》从战国诸子，历经汉唐沉浮，至宋代升格为“经”，又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遂成近世儒家思想之圭臬。这一经典化进程，不仅是文献地位的迁跃，更是中国学术范式转型与文化精神的投射。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之余绪，下启近代新学之先声，为中国传统学术集大成与转变之枢纽，皮锡瑞称其为“经学复盛时代”，“孟学”研究更是臻至顶峰。据统计，清代“孟学”著作多达860种，其中义理类就有440多种，远超前代。近三百年间，清代学人在“孟学”研究上构建起了一座通古今、辨义理、考实事、济苍生的学术丰碑；在政治变局与学风递嬗的激荡中，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折射出这一经典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脉络。

觉醒与重构：清初“孟学”研究之更迭

　　清初“孟学”呈现出“经世之用”“尊朱”以及“反叛朱子”三种倾向。三种思想交织碰撞，既折射出政权更迭背景下士人精神世界的剧烈震荡，也共同塑造了清初学术由宋明理学向乾嘉考据学过渡的复杂图景。

　　以黄宗羲、陈确为代表的浙东学者，以诠释《孟子》反思明亡教训，开启清代孟学“经世致用”的先声。黄宗羲以《孟子师说》为武器，批判程朱理学“理气二元论”，主张回归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内在一元论立场，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与实践性；接过孟子“民贵君轻”的大旗，提出振聋发聩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蕴含近代民主启蒙的熹微之光。陈确被誉为“十七世纪这一‘天崩地解’时代的启蒙者”，他主张在日用常行中体认人性之善，其性善论“不废宋明之精到处，又能有所发展，以补宋明所未至”；批评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主张“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承认个体逐利的正当性、合理性。他的人性论开拓师说，理欲论对王夫之、戴震产生了一定影响，义利论修正了许衡的观点。

　　萧山毛奇龄是“反叛朱子”的代表。其《四书改错》专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毛病，称“四书注无一不错”，并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名物制度考证等手段，对朱注进行逐条批驳。这种“不信宋儒，回归汉唐”的学术取向，客观上打破了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以实证挑战权威的学风。

　　陆陇其则是“尊朱”的旗手。他解说《孟子》，严格遵循朱熹《四书集注》的义理架构，强调“居敬穷理”。当政治统治渐趋稳定时，这种理论诉求表达了士人群体重建社会规范的良好意愿，客观上也为清朝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实证与还原：清代中期“孟学”研究的考据转向

　　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大兴，考据之风席卷海内，涌现出一大批精于考据的“孟学”专家。他们回向汉唐，精研文本，将“孟学”考证与阐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翟灏《孟子考异》以“考异说”和“考异文”为主要内容，以考代论。通过比对不同版本的异文，纠正流传已久的文本错误；通过对汉代注疏的挖掘，恢复被宋儒遮蔽的古义。注重从制度史、文献学角度进行考实。《尊立孟子》就是一篇“孟学”简史，提出“《孟子》升经之事，当在宋初”的创见，体现出从历史脉络中提炼学术变迁线索的史识，搜罗宏富的《孟子》异文可作为汉语词汇演变的语料库。

　　周广业《孟子四考》体例严密，考证精密详审。“逸文”“异本”“古注”考释文本相关问题；以“出处时地”考生平游历，辑、校、考、论相结合。尤擅以避讳学考《孟子》异文，多有发明。从文献获得方式探寻《孟子外书》得名缘由，以避讳解释孟子不可能师事子思，皆独辟蹊径，可“息千载后聚讼之喙”，焦循赞其“为亚圣翼”。

　　将小学与史学相融合，是邵晋涵《孟子》研究的特点。他重视运用字书释义，体现了一个小学家治经的本色；注重以史证经，尤其善于运用《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部文献，与《孟子》文本互证，以考辨战国史实与社会风貌，是“六经皆史”的学术理念在“孟学”研究上的实践。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以考据为形式以义理为指归的大家——戴震。他以训诂为刃，在《孟子字义疏证》中重新界定“理”“欲”等核心概念，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的著名论断，力证人欲的天然合理性与天理人欲的统一性，深刻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伦理异化，与清初陈确激进的理欲观遥相呼应，把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推向了系统化与哲学化。

　　焦循《孟子正义》为乾嘉孟学之集大成。他恪守“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朴学方法，宗赵岐注，广征清代六十余家经说系统疏解《孟子》，成七十万言皇皇巨著。重视周广业、毛奇龄、翟灏、赵佑等清初实证成果，服膺戴震义理之学。研究精于名物制度的考辨，尤其以《易》阐发《孟子》心性论，更深具理论创见，实现了经学互证与义理深化，被誉为“新疏家模范”，代表了乾嘉学术考据与义理兼融的最高成就。

　　乾嘉“孟学”研究，呈现以小学通经学、重考据亦不废义理的整体风貌。学者们各擅胜场，由焦循《孟子正义》集其大成，既完成了对汉唐注疏的总结性阐释，又通过经学互诠推动义理发展，标志着清代“孟学”研究在实证方法与理论深度上均达到了传统学术的高峰。

危机与新生：晚清“孟学”的西学碰撞与伦理转型

　　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考据之学已不足以应对时代的挑战，经世致用之风再次在学界兴起，并呈现会通西学的新特点。

　　俞樾治《孟》，方法上“汉宋兼采”。考据重视汉魏古注，但也不排斥宋儒的合理见解；善用“因声求义”解决通假字难题，以“对文”结构分析句义；重视《孟子》语法和修辞，开拓出“孟学”研究新路径。他重新阐释孟子仁政思想，提出“自强”与“反本”两大命题，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寻找应对千年变局的智慧，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

　　王国维试图用西学概念重构中国传统学术。他引入近代“伦理学”概念，运用西方哲学中的“动机论”与“功利论”分析孟子的义利之辨，指出孟子的人性论是基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假设，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打破了中西学术的壁垒，标志着“孟学”研究开始步入现代学术范式。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孟学的传播形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经学讲义已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求，出现了像施崇恩《图画四书白话解》这类新式教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和生动的插图普及孟子思想。《孟子》走出士大夫阶层，从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转变为启蒙大众、开启民智的工具。孟子思想在晚清的变局中完成了现代化的转身。

　　清代“孟学”在义理批判、实证考据与经世应变的三重变奏中，构筑起一座贯通古今的学术发展脉络。清初诸儒在易代之际借《孟子》抒发遗民之思与政治批判，在考据、批判与尊朱的张力中重探儒学的实践精神；乾嘉学者则以空前精审的考据功夫，“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致力于文本还原与理论重建，并在戴震、焦循等人的“孟学”著作中实现了考据与义理的巅峰融合；及至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孟学”研究展现了惊人的调适能力，学者们或返本开新，或援西释中，使这一古老学问在西学冲击与伦理转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其传播形式亦趋向通俗化与大众化。纵观有清一代，“孟学”研究始终紧密呼应时代脉搏，从士大夫的精神武器，最终演变为沟通传统与现代、启迪民智的思想资源，折射出中国传统学术在坚守与对话中走向近代化的轨迹。

　　（作者：傅荣贤 赵宏艳，分别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