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音的奥秘

　　著名作家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家喻户晓，他也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提倡幽默散文，有“幽默之父”之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语堂还是一位有着独特贡献并且卓尔不群的语言学家。

兴趣驱使下小试锋芒

　　1895年10月，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他聪明过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顺利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英语，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英语教师。在清华期间，他潜心研究外语教学和字典编纂，把自己的外语学习和教书心得贯穿其中。同时，他对汉语言文字很感兴趣，较早提出了简化汉字的观点。

　　当时，才20岁出头的林语堂，在《新青年》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提出“首笔”汉字检字法，以提升汉字检索效率。蔡元培为该文作序评价：“其明白简易，遂与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林语堂在清华只工作了3年，之后便获得一项留学基金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攻读文学硕士。在此期间，他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莎士比亚，深得“最孚众望”的培莱（Bliss Perry）教授青睐。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回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他给这篇文章的评语很好，说这篇可以写成硕士论文。”后来，由于留学基金断供，林语堂无法完成硕士论文，此文终未如愿。但是系主任对林语堂的关爱随即递补，林语堂回忆：“在哈佛读书一年之后，系主任看了看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单。因为我各科的成绩都是A，他要我到德国的耶拿去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不必出席上课，即可获得硕士学位。”

　　抱着继续研究莎士比亚的目标，林语堂来到德国耶拿大学，结果却被历史比较语言学重镇莱比锡大学吸引，转学到莱比锡大学跟随语言学家康拉迪（Conrady，中文名“孔好古”）学习音韵学。康拉迪曾在北京大学进修一年，他于1896年提出的汉藏语系构想和汉语声调起源的假说，至今在中国语言学界仍有影响。

　　林语堂以过人的天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学习德语，并用德语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古音学》，这也是他在语言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

汉语古音学中大展宏图

　　林语堂的古音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乾嘉学派以来的清代古音学，另一个是近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因此，林语堂的古音学研究具有显著的个人特色：他开创性地利用现代语音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采用方言框架研究上古音，对上古汉语方言作了分区，提出汉语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

　　林语堂的古音学研究，其主要材料是从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皇清经解》中爬梳出来的。他对清代古音学非常了解，可是他的古音学基本上抛弃了清人的古韵分部，而是另辟蹊径。他把清代古音学家分成两派：一派懂得方言，另一派不承认古代方言。因此，比起古韵分部，林语堂更倾向于方言的分区。他首先利用西汉扬雄《方言》中举证的区域关系，确定了古音的区域分布；然后尝试在各个区域之间建立语音对应关系。

　　此外，他虽然接受了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却没有接受他的导师康拉迪的汉藏语系理论，没有把上古汉语与藏语、喜马拉雅诸语言直接联系起来作比较研究，而是从汉语古籍中寻找点滴线索。这样一来，林语堂的上古音研究成果就是一个以方言为主导的体系，区别于清人以分部为主导的体系；也是一个以汉语内部材料为主体的体系，而不是一个以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为主体的体系。

　　林语堂古音学的第一个特色是提出了以方言为主导的古音体系。刘熙《释名》中对“风”字的解释是：“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这种看似玄虚的描述，在林语堂的分析眼光之下，变成了比较语言学的表达。地域：一是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二是青州、徐州。语音对应：一是“泛”，二是“放”。发音要领：一是“横口、合唇”，二是“踧口、开唇、推气”。这就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建立了“风”字的语音对应：中原地区（兖、豫、司、冀）读an（古音应是-m韵尾，am），中原东部（青、徐）读ang。这个假设在另一处得到了证明。《释名》对“天”字的解释是：“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这两个区域大致一致，相当于在中原东西部之间划了一条分割线：东部“天”读同“坦”，西部“天”读同“显”，这是声母的语音对应。

　　除了利用这些古音学家的描述之外，林语堂还利用地名、河流、姓氏变化、古代诗歌韵文的不规则性、汉字谐声等，搜集大量证据，证明了陈宋和楚国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如“桓”读为“和”，这是an和a对应；证明了齐鲁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如古经学家读“献”为“沙”，读“鲜”为“斯”，这是ian和ie对应；证明了齐鲁与北赵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如郑玄的注说：“齐人言殷如衣。”这是in和i对应（包括uen和ue对应）。找出这些语音对应关系，就可以把上古各方言之间提纲挈领地统一起来。这些方言中，当然可能有一种方言被尊为地位更高的雅言或通语。林语堂的研究，为我们科学认识古代语音，开创了道路。

　　林语堂古音学的第二个特色是建立了以古音为基础的方言分区。他利用《方言》，把当时的古音分为14个区域，并按照其语言的亲属关系分为三组：“核心华夏人”“近亲部落”和“非近亲部落”。这个分区实际上与族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天然的河流山脉都有吻合，具有多重合理性，其间的方言关系甚至延续到今天。

快意逞才言文间

　　从莱比锡大学毕业之后，林语堂于1923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但他不甘心才华限制于英语教学，所以跟沈兼士先生一起发起方言调查会，拟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并被推举为主席。他热情地投入方言调查和研究，发表《北大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自己制定了一套适应汉语和当时研究阶段的音标系统；发表《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认为要研究不同方音之间的关系；又从高本汉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认为研究方言要以《广韵》为研究的起点，要对方言语音做精深研究；他从章太炎等前辈的研究中，发现要重视从方言中寻觅文化痕迹，但是要重视活的语言研究胜过古书上的字音，要相信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使用科学方法找到这些规律；他还强调研究方言语法，鼓励寻找方言差异，关注发展动向。

　　为了培养方言调查和研究人才，林语堂发表了《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从古籍中寻幽探密写了《闽粤方言之来源》。当时，不仅方言，乃至整个语言学在年轻人中都没有什么地位，所以，林语堂才说：“原来方言的研究乃是语言学中极重要，并且极有趣味的事。”

　　这个时期，他又跟赵元任、钱玄同、刘复、周辨明等一起，研制汉语拼音化方案，并且亲自设计了一套方案。这个方案有多处被后来颁布的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采纳，且对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有影响。

　　1936年到美国之后，林语堂基本上专门从事文学写作，但他还是不甘心丢掉自己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兴趣，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研制汉字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实验很成功，赵元任曾经大加赞赏。晚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亲自编写了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设计的英汉词典，成为他在语言学领域最后的耕耘。

　　常有人问：为什么林语堂在文学创作和语言学研究两条道路之间，最终选择了前者？实际上，林语堂终其一生并没有做出选择，而是对两条道路都不离不弃。这可能基于他对自己才华的自信甚至自负，但是他总体上是一个善于自省的学者。他在《语言学论丛·弁言》中评价自己的论文：“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林语堂如此聪明，又如此通透，创作上追求惊人，学问上勇于创新，所以，每有下笔，必别出心裁。

　　（作者：高永安，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