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句必究 一丝不苟

　　1972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史记》《汉书》《三国志》，3月的一天，托人登门约请吕叔湘帮助标点《三国志》。标点古书看似容易、实则很难，这种工作对标点者文言文和文史百科知识综合水平的要求都很高，不是一般人所能轻易胜任的，故学界流传有“学识何如观点书”一语。那时，吕叔湘每天上午要到单位，他就利用每天下午或晚上的时间进行标点，从3月中旬到5月中旬，历时两个月标点完毕，写了一篇《〈三国志〉通读意见》交给中华书局。

　　作为语法学家，吕叔湘在标点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后来写了一篇札记《读〈三国志〉》，署名“程远”，刊在《中国语文》（1982:5）上。札记中举出《三国志》中的“自”字有超出一般文言之外的用法，即用作领格代词，如：“[张]辽被甲持戟……大呼自名，冲垒入，至[孙]权麾下。”（卷十七《张辽传》）这在先秦是用“厥”或“其”，后世也有用“己”的，用“自”很少见。再如：“[孙]权惧[诸葛]亮自疑，深自解说。”（卷十四《刘放传》）这里“自疑”的“自”指孙权，而不是诸葛亮。后来吕叔湘在《汉书·元后传》中也发现了“自”有同类用法。

　　中华书局对吕叔湘标点的《三国志》很满意，后来准备重印标点本《资治通鉴》时又想到了吕叔湘。标点本《资治通鉴》初版于1956年，在标点上多有欠妥之处，虽然每次重印都改正了一些，但仍有不少错误遗留。1972年7月6日，中华书局编辑吴树平登门拜访吕叔湘，称中华书局将再次重印标点本《资治通鉴》，请他对其标点做一次全面检查，同时也约请了俞平伯、丁声树、张志公几位先生参加部分工作。自此，吕叔湘每天利用下午或晚上校读《资治通鉴》的标点，也顺便指出了一些校勘上的问题。他工作认真仔细，遇到疑点从不放过，必要考证清楚而后快。例如，1972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复阅《通鉴》，晚续。今天看的不多，因为被一个问题缠住了：考异中屡见“三十国晋春秋”，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原标点者拿不定主意，时而在中间加一瓜子点，时而不加。起初根据一些例子的上下文认为是“三十国春秋”的“晋”的部分，后来把有关的例子全部抄出来，发现有些例子像是“三十国春秋、晋春秋”之略。这样，两方面都有正有反，还是决定不了。标点旧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0月30日又记道：

　　翻检汤球辑《三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辑补》等书，解决《通鉴》考异中书名标点问题：（1）“三十国晋春秋”为“三十国春秋、晋春秋”之省，中间加顿号（原标点或加或否）；（2）“十六国秦春秋”、“十六国西秦春秋”等是书名带篇名，中间不加顿号。二者貌同实异。

　　为了确保质量，有些卷吕叔湘不止校读一遍，有时还发现书中的硬伤。例如，1972年11月4日读至卷105，日记中写道：

　　连日读《通鉴》，皆前已读过者，仍发现错误，可见前读之疏。今日解决3193页胡注“《姓谱》曰：《魏志》，孙文端臣纶直”的问题，为之一快。孙文端，公孙文懿之讹也，事见《晋书·宣帝记》，公孙渊字文懿，唐人讳渊字，故称其字。此事不见《魏书》，《姓谱》作者误记。

　　从“为之一快”一语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吕叔湘发现并解决书中错误后的愉悦心情。

　　1972年12月中旬，《资治通鉴》标点校读完毕，吕叔湘共摘录校改291条，写成《读校通鉴后的意见》交给中华书局，其中包括：（1）标点问题；（2）校勘问题；（3）改编的设想。后来，他根据校读札记写成《〈资治通鉴〉标点琐议》一文，发表于《中国语文》（1979:1、2）。文中共选取132例，分为30类，其中如：“当断不断之例”“不当断而断之例”“谋事误为成事之例”“成事误为谋事之例”“点断错误以致张冠李戴之例”“兼承误为单承之例”“插叙误为正文之例”“层次错乱之例”“专名误为非专名之例”“非专名误为专名之例”“姓名与封爵、郡望混淆之例”“因失校而误之例”，还有因不明地理、物理、制度、不谙文体而误之例，等等。仅从吕叔湘对标点错误的归类划分，就可以看出他文史知识的广博和深厚，否则是不可能看出这么多毛病的。这里只举两组相对的误例，以窥一斑。

　　当断不断之例：“岭南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吕文指出：应该在“细布”后加逗号，否则所贡细布仅一端，不合情理。“一端八丈”是每一端长八丈的意思。

　　不当断而断之例：“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操乃得渡。”吕文指出：不是先乱而后取牛马，而是因抢牛马而乱，故应以“贼乱取牛马”为一句。

　　专名误为非专名之例：“栾布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吕文指出：据《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赵王遂是汉高祖的孙子，参加七国反叛，兵败自杀。“遂”是人名，应下加专名号，而不应理解为连词“于是”。

　　非专名误为专名之例：“此丧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也。”吕文指出：《周礼》书中不论丧礼，此处“周礼”指周代之礼，不是书名，应去浪线，在“周”字下加横线。

　　吕叔湘爱读史书和宋人笔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凡看到标点欠妥和字句有问题的地方，就把它记下来，待有空时撰写成文，就正于读者。1975年9月上旬，吕叔湘分别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和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为材料，写了《谈标点古书》和《也谈标点古书》二文。1984年除夕写了《读〈晋书〉》一文。

　　吕叔湘非常喜欢苏轼的诗词，平时书法试笔常常都是录的苏诗。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点校的八册《苏轼诗集》，吕叔湘边读边把书中校勘方面的问题逐一记录下来，后来写成《整理古籍的第一关》一文发表在《出版工作》上。中华书局十分重视，特地派人登门求教，借回了吕叔湘批阅过的《苏轼诗集》第四、五、六册。书上或用红铅笔勾画，或夹纸条写意见，一共120多条，内容涉及人名、地名、官名、史实、佛典、经传引文，以及对文义理解的歧见等。中华书局在1986年重印时根据吕叔湘的意见进行了多处补正。吕叔湘晚年身体虚弱多病，住院期间仍以《苏轼诗集》作为消遣，看到不妥处，又在书中批注了好几处意见。吕叔湘去世后，中华书局《苏轼诗集》的编校者从家属手中借来这几本书，看到书中新提出的点校意见非常感动。

　　吕叔湘对待点校古籍工作那种字句必究、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学界传为佳话，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江蓝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