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里石浮图

　　【谈文绎史】　　

　　北京房山云居寺北塔院珍藏着一座开元十年（722）镌刻的“李文安造石浮图”。塔身东壁铭文首题“大唐易州新安府折冲李公石浮图之铭”。这座占地不足一平方米的唐代石塔，最耐人寻味的细节藏于龛内：六身男性头戴汉式幞头，却蓄着浓密络腮胡；身着窄袖小口戎衣，足蹬西域风格的乌皮靴，正神情恭谨地朝佛礼拜。这组形象，恰如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见盛唐时期幽州边地胡风文化如何被接纳、改造并最终融入本土文化的生动过程。既有研究多关注云居寺石经的佛教史意义，对这六身“混搭”人物所隐含的文明融合机制，则鲜有研究。

　　李文安的身份值得关注。铭文题称他为“易州新安府折冲”，“折冲都尉”是唐代府兵制下基层军府的最高长官，级别在正五品上至正四品上之间，执掌一府的军事训练与番上宿卫。易州（今河北易县）地处幽州之南，隋唐时期属河北道，是中原王朝防御契丹、奚、室韦等北方游牧势力的前沿。新安府作为折冲府，其官兵构成具有鲜明的边地特征：既有来自关陇集团的戍边士兵，也有大量本地子弟及迁入的少数民族成员，如新罗人、粟特人、靺鞨人等，这深刻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社会风气与军事格局。铭文言：“清信士易州新安府折冲都尉李文安……为亡妻河东郡君薛氏敬造石浮图一所。”李文安以边镇军官身份为亡妻造像，折射出佛教在盛唐边地军旅中的传播深度。而这座浮图的图像特征，恰可印证胡风文化经由军事调动与丝路贸易进入华北腹地的历史轨迹。

　　李文安石浮图的胡风因素，可从造型母题、人物服饰与书法风格三个层面加以辨识。

　　造型母题的外来渊源。该浮图通高3.88米，四边宽约0.95米，为七级密檐式，形制具有中亚窣堵波与汉式楼阁的双重特点。各层塔身所雕葡萄纹、狮、鹿、象、人乘凤及卷草纹等，带有鲜明的犍陀罗艺术基因，经中原工匠改造后形成“胡形汉骨”的风格。

　　服饰与人物形象的混杂。第一层塔身正龛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像，左右壁龛为供养人浮雕。左壁龛六身男性供养人头戴幞头，蓄络腮胡，着窄袖小口对襟戎衣，腰束带，足蹬乌皮靴，正在朝佛礼拜。此类深目高鼻、着翻领窄袖袍的人物，或为商贾，或为侍卫，折射出当时军旅构成的多元化。

　　铭文书法的“边地气质”。书者梁高望虽非薛稷、颜真卿那样的巨擘，但其行书笔意雄强劲健，与中原、江南碑刻的温润雅致形成对比。这种审美差异，正是边地胡汉交融在艺术形式上的具体显现。

　　这些显现并非偶然的文化借用，实为盛唐文明结构的内在特征。在制度层面，府兵制与军镇体系为胡风传播提供了便利途径。河北道集中了大量番将，如阿史那氏、契苾何力家族等，他们将自身文化习俗带入驻地。李文安作为折冲都尉，其指挥体系中必然包含胡族成员。当军人群体出资造像时，工匠为满足多元审美需求，自然在图像中融入胡汉元素。换而言之，石浮图上的文化融合，是唐代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视觉呈现。

　　在信仰层面，佛教本身即是跨文化的媒介。佛教自印度经中亚传入，其图像系统天然携带犍陀罗、秣菟罗乃至萨珊波斯的艺术基因。李文安以佛教功德表达对亡妻的祭奠，本身便是跨文化的行为。石浮图既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也保留了佛教艺术传播中的文化积淀。

　　看到房山云居寺李文安造石浮图，我们不禁想到一个历史问题：盛唐之“盛”，其文明结构特征为何？答案或可从石塔的纹样和造型中探求。石塔表明，唐代文明的活力在于开放包容的多元融合，外来文化元素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文化格局。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张铭，系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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